剖析西方话语中的中国

　　作者：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潘成鑫

　　形象认知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述。关于西方视角对中国形象认知的两种话语，我曾进行过哲学、文化、心理、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政策等层面的剖析和批判。这两种话语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

　　西方“建构”中国的几种视角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两种话语由来已久，但随着中西关系的历史演变，其具体内容和表达形式不尽相同。比如，受政治正确的影响，已经很少有西方评论者再用“黄祸”一词来描述来自中国或者亚洲的所谓“威胁”。但恐惧中的种族主义痕迹仍然依稀可辨。当然，这种对西方的粗线条勾画不能体现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嬗变和多样性。西方观察中国的视角既有“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也有“中国崩溃论”、“中国模式论”等。

　　之所以有这些视角的差别，主要是因为西方在对自身确定性的把握程度上存在不同。一方面，当西方在坚信自己历史轨迹的“普世性”和其经济军事实力的优越性之时，对中国的看法一般存在两个角度。一个是正面的，即所谓的“中国机遇论”：中国将是西方企业、资本、文化和思想观念大显身手、展示其“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舞台和机遇。主张接触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多属此类。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如果我们连中国这样古老且文化迥异的国家都能赢过来，那么，还有谁我们战胜不了呢？”另一个是负面的，至少在表述上如此，即“中国崩溃论”：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现代模式南辕北辙，因此它终将使中国功亏一篑。其代表作者包括章家敦和沈大伟。

　　另一方面，当西方开始怀疑自己的道路和力量的绝对确定性时，也存在至少两种看待中国的视角。积极的视角是将中国看作值得效仿的对象。比如，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说。而消极的视角则是将中国道路或力量方面的强大自信看作对西方确定性的一种挑战，比如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示强论”。

　　在追求确定性中塑造“他者” 

　　为什么中国“威胁”和“机遇”这两种话语似乎成为西方观察中国的两条不变定律？实际上，这两种话语从一开始就不是基于对中国的客观认知。如上所述，它们是西方追求“确定性”的一种体现：透过这两种话语，中国为西方提供了最终的确定性，即中国是一个可以被认知的客观对象和“他者”。而这背后，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对于自身的定义：西方认为自己代表一个理性的认知主体，有能力发现和揭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中的规律和真理。

　　西方的这种历史自信、知识自信和身份自信，来自于它在17世纪以来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殖民扩张中的节节胜利。长期以来，西方将自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轨迹视为世界发展的“普遍方向”，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被定义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终极。西方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知识”正是建立在其这一自我认知和构建基础之上的。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遵循这一逻辑。

　　然而，现实世界中这种确定性并不存在，或其确定性至少受特定历史和环境所局限。因此，西方会以自己的两种愿望来填补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空白，即恐惧和幻想。这些就是哲学家杜威所说的对确定性追求过程中的“情感替代品”。通过恐惧，中国重获确定性：因为西方现实主义者在中国崛起中看到的是一个确定的西方强权政治史，比如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未来中国，则是西方幻想自身自由主义历程在东方的历史再现。

　　即便如此，对中国持有单一观点的人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模棱两可：中国既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挑战，中国可能在经济方面是机遇，在战略上是威胁；等等。这种模棱两可恰恰体现了观察者自身对确定性渴求的焦虑。这种对中国的患得患失及恐惧与幻想心理，孕育了西方对中国所谓的“两面下注”政策。

　　追求跨文化平等对话 

　　正如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在五十年前所言：大部分美国人大概从来都没有去过亚洲，而他们对亚洲的印象是因为他们首先有一个对美国的印象。这体现出认知构建乃至知识生产中一个突出但又常被忽略的特性——自传性。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学知识看似在描述一个别的部落或文化，但它字里行间透露的其实是研究者自身的文化优越观念。这是因为，除了以自身的经历和文化背景为参照系来观察别的文化，我们别无他途。任何观察，都是带有自身角度的观察。

　　这种思维模式甚至也存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中。比如，人类在寻找外星人时也可能在犯一个类似的错误，即我们先入为主地把外星人想象为类似于人的模样。英国科普作家菲利普·鲍尔最近指出：“当我们在开始猜测高等外星人的相貌时，我们其实只是在谈论我们自己。”他认为这种“想象力的贫乏”束缚了我们对外星“文明”的探索和理解。

　　在国家间形象认知方面，何尝不是如此？要突破这种局限，首先需要认识到局限的存在，然后，跨文化间真正平等的对话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