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建构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郑镇 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提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状况，他说：“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深思并要急切解决的问题。

　　话语是一定主体的利益、意愿、价值的表达。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从历史上看，中国声音还不小：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周边国家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世界公认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在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逐渐终形成“三个世界”理论，这一理论在今天国际社会仍被广泛应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成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的重要一角。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崛起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的声音反而小了，甚至“失语”了。这主要是因为近40年来，我国在当今世界的话语角色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所致。第一，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经济体制接轨。所谓“改革”，其实质是探寻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生机活力的体制，其主要标志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开放”，本质上是为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从这个意义说，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处于一种“封闭”状态。40年前，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对发达国家开放，以便从它们那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世界接轨。2001年我国加入WTO，表明已经与世界接轨。第二，与此相适应，近40年来，西方话语大量涌入中国。从经营管理到商业贸易，从日常生活到影视艺术，从科学技术到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几乎是无所不包。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发布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向世界报告中国人权状况，并揭露美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反人权问题。这说明我们在国际人权平台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对话与斗争。第三，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处于国际话语的强势地位。

　　事实上，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作适当调整。因此，在今天，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又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改变与西方国家的对话方式。今天，我们要用国际通用的话语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对话，耐心协商，机智博弈。总之，今天，国际话语环境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地位变了，但是我们的话语方式没有跟着变。这就是目前我国在国际上“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的症结所在。但是，我们不是无所作为，完全可以抓住各种机会，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

　　第一，搭建平台，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如，我国新近筹建“亚投行”，不但受到亚洲国家普遍欢迎，也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所青睐。习近平主席去年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建议，被世界舆论称为疗治世界经济沉疴的“中国药方”，备受点赞。而不久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所达成的互利共赢五点共识，不吝为当前低迷的全球经济注入中国动力。

　　第二，创新概念，主动阐明中国观点。长期以来，国际话语的主导权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掌握，由他们“定概念”“出话题”，其他中小国家就只能“跟着讲”“顺着讲”。今天，我们要改变这种对话方式，就要创新概念，重新“出话题”。如，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概念，指出面对当今全球性新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大家必须携起手来共同面对，从而赢得了全世界的欢迎与支持。当然，西方的话语概念已经用了多年，成为世界通行的话语概念。我们可以赋予这些概念新内涵，使之为我所用。党的十八大后，针对西方提出的建立“平等、民主、自由”的国际秩序，我国政府并不否认这一价值观，只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建立“互商互谅、多边主义、共建共享、包容互惠、和而不同”的国际新秩序的价值观。我们的提法更容易被具有不同文化、不同政治体制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广泛接受。

　　第三，构建中国道路自主诠释的话语体系。近40年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成功的经验，并告诉世界，中国道路在世界上具有普遍的意义。今天，中国为世界落后国家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典范。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有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在世界上有充分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