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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017-01-25来源:福建日报作者:张艳涛

  议题设置是话语权的重要方面。要彻底改变西方或美国出议题、中国进行回答的模式,中国就要积极主动设置议题,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中要积极提供“中国方案”。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关键是在传承与创新、改造与创造之中,逐渐构建起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只有在建构“现代文明秩序”方面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才能真正由“大国”走向“强国”,也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在谈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时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当前,虽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在世界范围的话语权上“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发展优势和制度优势还没有转化为中国话语优势,中国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声音偏小偏弱,不少方面处于“失语”或“无语”状态,要么“有理讲不出”,要么“说了传不开”,要么“讲了没人听”。为此,必须从战略层面重视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话语权提升,以有效应对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是在解答“中国问题”和“世界性问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所谓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要善于运用哲学理论、思维和方法来分析哲学层面的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又要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键是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和提升中国话语权。

  中国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的主要目标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彰显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也理应在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上有所体现。黑格尔曾深刻指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进而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如果说黑格尔“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体现了一种民族观和哲学观,那么作为历史和思想的同时代的当代中国人则必须努力“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这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自觉。

  在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语境下,谁的话语体系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谁的话语就能传播开来,就能打动人,谁就拥有国际话语权。当前,由于西方主导了话语权,所以中国必须跳出西方话语体系和“西方标准”的陷阱,实现中国话语理论的创新,关键是建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面对中国问题,切中中国现实,通过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引导和推进现实变革。真正立得住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和同代人的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中建立起来的。为此,学者不但要有面向传统的继承力,还要有面向当下的批判力,更要有面向未来的创造力。

  有人会问:在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理论何以可能?我理解,关键是要使“中国理论”创新真正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生命体验、存在领悟和未来发展的精神追求,而不是沦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和西方理论的“消费国”。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人习惯于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认为西方理论不证自明和天然正确,一些人热衷于用“西方话语”来解说中国现实,认为中国处处不如西方、甚至“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一些人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来解构中国现实,认为中国在向西方看齐和靠拢。这些非反思和非批判的观点和看法,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危险且有害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辨析。中华新文明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当前,在全球秩序转型期和中国发展关键期,西方在话语、模式和规则等方面依然占据主导,西方处处“借势设阱”,中国理应“顺势而为”。中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中国发展利益。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整体性结构转型关键期,此时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提出了大量问题,这给中国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提供了新契机。这是一个需要哲学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创新哲学理论的时代。当今世界,大国崛起必定伴随文化软实力和精神力量的强大。而话语体系建构和话语权提升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精神力量强大的重要标志。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具有哲学高度和思想深度,这样才能既足以自信,又足以服人。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绝不仅仅是以更好的话语方式来表述现有哲学内容的问题,而是对于新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形态的构建过程。我主张,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建构“中国理论”。在我看来,“西方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与西方社会实践而产生的,不可否认“西方理论”具有一定的反映人类历史普遍性的因素,但同样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因此完全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鉴于“中国道路”已经部分超出“西方理论”的解释范围,由此,必须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问题”自觉建构“中国理论”,在改造与创造之中,逐渐建构起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中国理论。

  总之,近代以来,正是直面“中国问题”,我们才走出了“中国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理论建构”的统一。中国要走的路,它决不是来自一个“成为他者”,而是来自于对形成自身的各种历史线索与条件——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加以掌握与提炼基础上的“道路自信”。实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文明,能认识它自身的潜力与条件,能走上它自己的路,而每一条路又无碍于和其他条路之间,有学习、有参照、有对话,这才是真正全球范围的“文化多元主义”。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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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士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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