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新”在哪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就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应遵循的原则。这三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是其最为根本的特征，它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其他一系列特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塑造作用。
　　
　　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念之一，已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那么，如何认识新型国际关系，它“新”在哪里?
　　
　　新型国际关系是在继承准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发展、升华而来的
　　
　　新型国际关系是与旧型国际关系相对而言。所谓旧型国际关系，就是现存的国际关系，具体说就是西方主导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带强权政治色彩的国际关系。旧型国际关系有两大要素和特征：一是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二是西方主导建立并维系，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在实际运行中西方国家大行强权政治甚至霸权主义。西方国家虽然倡导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价值观，试图将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一直伴随其中。一些非西方国家由于受西方行为方式的影响，也奉行强权政治、地区霸权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
　　
　　旧型国际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母体。作为人类社会努力方向的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为“新型”，就是因为它将展现出许多不同于旧型的新特征，但是又不可能与旧型完全脱离。新型国际关系同旧型国际关系一样，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所以不可能完全摆脱旧型国际关系的一些特征；而且，新型国际关系不是通过突变形成的，而是在旧型国际关系基础上渐进演化而来的，许多特征已经在旧型国际关系母体中孕育、萌发。
　　
　　如果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那么此前的国际关系则可谓“前现代”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可分成“旧型”与“新型”两大阶段。新型国际关系仍然在构建中，是国际社会的努力方向，是应然状态。据此，直到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实然状态的国际关系在总体上还是属于旧型。
　　
　　联合国体系诞生是旧型国际关系演进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前的国际关系是典型的旧型国际关系，大国强国主宰国际事务，尽管在近300年的演进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型国际关系的因素，如1864—1949年缔结的《日内瓦（四）公约》确立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则。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维护国家主权，这使得中小国家有了良好的成长环境，逐渐地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甚至有时还相当严重，但是毕竟同联合国成立之前相比受到了很大制约。在联合国体系下，国际关系有了明显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局部范围和领域，在某些双边或区域多边关系中，新型国际关系的因素已经出现。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可以算作非典型的旧型国际关系，或者是由旧型国际关系向新型国际关系过渡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合作共赢等原则、理念、精神和政策主张，它们更具有新型国际关系的品质。现行的以中国为基轴的诸多双边关系可算作是“准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就是在继承准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发展、升华而来。
　　
　　无论典型的旧型国际关系，还是非典型的旧型国际关系，抑或准新型国际关系，主权国家之间关系这个基础一直未变。新型国际关系也不会改变这个基础。这就意味着，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还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会不断提升，作用也会不断增强。
　　
　　新型国际关系之“新”主要体现在合作共赢这个核心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模式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可以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就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应遵循的原则。党的十九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阐述新型国际关系概念时，一直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样的表述。可以说，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它是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的基础，没有合作共赢，就谈不上相互尊重，也谈不上公平正义。当然，这三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是其最为根本的特征，它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其他一系列特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塑造作用。
　　
　　新型国际关系概念有一个形成过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里已经有了“新型”这个词语。“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虽然侧重于发展，但却是当今及未来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宗旨是实现合作共赢。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这是在国家最高层级的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并且强调“合作共赢理念”。
　　
　　将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就是因为合作共赢是旧型国际关系中最为欠缺的。在旧型国际关系中，竞争是主旋律，许多国家之间有合作，而且有时还是相当广泛、深入的合作，但同竞争相比，合作处于从属地位。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实现国际关系的转型和质变，以合作为主旋律。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会消失，而且有时也会非常激烈，但是同合作相比，是第二位的。
　　
　　此外，有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有合作潜力，而且也开展一些合作，但是，要么是已经开展的合作往往难以持久，要么就是合作潜力开发不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合作没有形成共赢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只是单方面赢，或者是一方赢得明显比另一方多，不是均衡的共赢，这样的合作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框架下，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凭借技术、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等优势，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获取明显对己有利的不均衡利益。有合作，但无共赢。这样的合作是新型国际关系要摈弃的。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既关注发展上的合作共赢，也重视安全上的合作共赢。在安全合作上，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这已经成为共识。历史经验证明，在传统安全问题上，以冲突对抗方式来解决问题，不仅效果非常有限，而且还会损害国家其他方面的利益。世界各国应当顺应时代的要求，努力通过合作来化解国家之间的分歧、矛盾，抑制冲突，防止对抗，实现合作共赢。
　　
　　与合作共赢这个核心理念密切相关，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模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型”一词表明它是动态的，“新型”是与孕育它脱胎出来的“旧型”母体相对而言的。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启现代国际关系即国际关系现代化进程以来，国际关系肯定是不断进化、不断现代化的。将来还会有新的“新型”来取代目前正在构建的“新型”。目前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不可能包揽今后所有的国际关系形态，那么，当下要推进的新型国际关系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国际关系的阐述，这个目标模式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说：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一道，“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在一起阐述，表明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紧密相关的。可以理解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方向和目标模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承认主权国家差异的前提下，强调人类的整体性，是差异观与整体观的有机结合。首先是承认、正视国家、民族、文明等的差异。“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正是这种差异性，才导致国家之间利益的分歧、矛盾，才形成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次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根源就在于此。但是，当今世界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所谓“共同体”，就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体现的是整体性、统一性。当今世界，一方面，全人类共享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共同愿望，与之相应，各国之间在发展以及许多安全问题上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人民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因此也担负共同的责任，所以命运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简单地说，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基础上所结成的命运攸关的整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结合，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愿景蓝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当今世界，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人类的前途命运已经到了重要关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的中国方案。
　　
　　在合作共赢这个核心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模式的引导下，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将不断被推进，并将在主要内容、主题、国家间关系定性、主要矛盾、主要行为方式等方面展现出不同于旧型国际关系的新特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