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光

理论微信 新浪微博 山东手机报·移动客户端 大众网

大众网>首页>文史哲教

论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

2017-10-31来源:《理论学刊》作者:魏 磊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执政风格研究”(项目编号:15BZZJ02)的阶段性成果、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重点科研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的鲜明特点和深刻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6ZD01)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以顺利深入的推进和党的治国理政思想日臻成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日益成为高频词,学术研究也方兴未艾。与此相反,对社会控制理论与实践的关注则显得相对沉寂。总的看,学术界对于社会控制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应当明确提出“社会控制科学化”这一命题并且将研究的主题定位在“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上,加强对衡量社会控制科学化和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标准、对组成社会控制主体的各要素以及对社会控制的制度建设技术层面的研究。

  [关键词]社会稳定;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深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601、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7)02-0000-00

  所谓社会控制科学化,就是社会控制主体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适应时代、环境、任务等情况变化的需求,通过对社会控制客观规律、社会控制价值尺度、社会控制科学方法、社会控制科学制度的运用,不断创新控制理念、完善控制功能机制、改进控制方式,努力使社会控制体现规律性、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制度性、时代性、创新性,具有理想的社会控制效率及效力,从而使社会保持安定有序和谐,永葆生机活力的趋势与状态。在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社会控制的功能越来越集中凸显在维护公序良俗和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一刻也离不开社会控制的科学化。因此,正视当前对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的欠缺,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问题的研究,更好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之中,不断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对于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必须正视当前对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的欠缺

  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时提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执政理念。与此相适应,学术界对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进行了多元多角度的探究,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控制力度的研究有所减弱。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日益提升,研究社会控制已经过时,没有必要关注社会控制。有的甚至认为社会控制就是“冷酷的暴政”、“铁腕的专制”、“无视自由的管制”、“违背民意的把持”,与“以人为本”格格不入,应该废掉这个词。事实上,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社会建设应以民生为重点,社会管理应以优化服务为重点,社会治理应以发展的成果公平共享为重点,社会控制应以维护社会秩序为重点[魏磊:《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相关问题研究》,《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8期。]。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不会出现厚此薄彼,忽视对社会控制的研究和应用的问题。

  (一)中国本土化的社会控制思想尚不够系统和成熟

  欧美等国家最早开展对社会控制的研究,率先把这社会控制这一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开始关注社会控制问题,引入了社会控制这一概念。20世纪70、80年代,对社会控制的研究尚未摆脱“姓资姓社”固有思维的束缚,不少研究者的思维还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上,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控制的阶级本质,认为社会控制的动机不纯,社会控制从本质上说就是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者的控制,甚至认为社会控制论给资产阶级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内学界研究社会控制的视界也逐步得以拓展。目前,社会控制已经超越社会学的范畴,被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所共知和接受。不少研究者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不同学科意义上的社会控制的内涵、实现的方式、采用的手段等进行了探讨。纵观国内对社会控制理论研究的历程,大致经过了从西方引进——反思质疑其本质——控制理论初步本土化三个阶段。总的看,这几个阶段的研究,虽然没有复制照搬西方学者的思想,但研究中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学者研究思维、研究模式、研究观点的影响,因而,中国本土化的成果不够凸显。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近几年学术界采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微观实证分析相结合、纵向历史梳理与横向比较借鉴相结合、实际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问卷调查与理性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控制理论研究的视角,

  (二)对改进创新社会控制工作的多角度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社会控制的主要功能集中凸显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方面。总的看,围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对改进创新社会控制工作的多角度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这方面有分量的著述还不多见。例如,思想政治工作无疑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从总体上看,对其研究己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研究的重点还不够突出,内容显得宽泛,还有待澄清以下几个基本问题: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有哪些,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其运作条件是什么,表现出何种具体的规律等。其次,在新旧两种机制转换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可能会发生哪些机制性“病变”,如何预防和治理这些机制性“病变”。再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机制有哪些,其运作的条件是什么,如何运用这些机制,进一步优化社会控制,特别是如何通过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社会控制科学化。

  (三)社会控制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迄今为止,国内真正涉及通过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维护社会稳定,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的多角度、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实践操作层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特别是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系统地研究如何改进和创新社会控制,如何实现社会控制科学化则更显不足。为了顺利趟过改革的深水区,统筹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深化社会控制研究,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科学化。

  二、当前能否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

  社会控制的根本职能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魏磊:《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相关问题研究》,《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8期。]社会控制分分秒秒地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脉搏的跳动而存在。当前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具有丰富的理论支撑,具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

  治国理政,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而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的获得,必须依靠社会控制。只有施行科学有效的社会控制,才能得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然而,社会稳定决不是一厢情愿的。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社会动荡和政治腐朽的历史阶段”[{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页。]。当前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象。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风貌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成就裴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一丝不苟地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老百姓交口称赞,社会总体上是安定祥和的。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不少不和谐的问题,例如,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频发、游资炒房哄抬房价致使大中城市房价虚高、城市空气污染引发居民对健康焦虑、住院病人医闹导致医生被残杀、留守儿童[2013年全国妇联公布,中国有6102万农村留守儿童。30%以上的留守儿童在高中阶段辍学进入社会。北大学者张丹丹发现在男子监狱中17%的服刑人员曾是留守儿童。最高人民法院统计,留守儿童犯罪率占未成年犯罪的70%,并逐年上升。留守儿童面临着脆弱而又绝望的童年生活。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06/09/39424757_626847176.shtml]和失独家庭备受生活煎熬等乱象。这些社会乱象又衍生出诸多畸形心理和不良行为,比如,“抄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仇官、仇富、仇社会、恃强凌弱、欺贫爱富、“拼爹”等,致使社会的稳定和谐受到严重冲击。这些乱象有目共睹,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是社会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已经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构成了严峻挑战。显然,这是社会控制问题研究所立足的现实基础。

  (二)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为深化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科学的理论依据。例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社会控制模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一思想启示我们,在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必须抓好法制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又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思想丰富深邃、内容博大精深,汇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其中的社会控制思想也极为丰富多彩,这位深化社会控制研究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撑。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灿若星河,社会和谐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大都以追求公序良俗的建立和社会的安定乃至长治久安为其基本目标,如,孔子的“人性本善”、“天下有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欲而不贪”;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严刑竣罚”、“以法治国”;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等思想,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而提出的一套以“礼”、“法”为主干的从思想观念到具体行为的规范体系增强了深化研究社会控制的理论底蕴。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社会团结理论、社会整合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公正理论、社会福利制度等,为社会控制的深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例如,被称为美国冲突论的奠基人和改革取向的社会学再生之父米尔斯,将冲突取向重新引入社会控制理论中,一方面,他承认社会冲突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他认为社会冲突并不完全具有毁灭性的负面作用,冲突中蕴含着平衡、校正、整合等功能,正所谓不破不立。避免、化解冲突可以采用对话、沟通等手段。这些观点,对我们优化社会控制,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具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有助于彰显社会控制理论的当代魅力。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如何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曾作过许多十分重要的有价值的论述,像亚里士多德、亨廷顿、孔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是对稳定问题作过大量论述,然而,对这些思想,从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审视,对彰显社会控制理论指导意义的挖掘做得还不够。所以,当前的社会控制研究很有必要以上述思想为立论基点,明晰地回答:只有掌握和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将社会控制理论运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中,才能实现社会控制科学化,确保社会良性运转。正如罗斯所言:“社会控制在其真实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传统和社会团体的保障;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秘等等的保护者。”[{美}爱德华.A.罗斯:《社会控制》,秦志勇,毛永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

  有助于形成实现社会稳定必须首先实现社会控制科学化的共识。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前进道路上面临着一些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困难和问题还不少。但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不同,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面临的严重挑战的看法以及解决的对策也不尽相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差距也比较大。如何凝聚共识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以尽可能地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问题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全社会达成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离不开社会控制,离不开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提高的共识。

  有助于科学地制订维护社会和谐的控制政策。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保证我国社会健康运转以?科学有效的社会控制政策至关重要。例如,如何把战略性的长期的社会政策和见效快的短期的社会政策科学地结合起来;如何协调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方面建设之间的关系,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如何把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通过一定的防范机制、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的密切联动予以消除;如何把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结合起来等,所有这些问题,社会控制理论必须作出科学的回答。因此,深化社会控制研究,无疑为可以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健康运转提供决策参考。

  有助于引领整个社会认同核心价值观。当前我国出现了不少社会成员心理失衡和情绪不安的问题。急剧的社会变革促使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发生大调整,社会愈加开放和多元,而社会控制相对弱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使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同时,各种外来的社会思潮的渗透必然与我国传统的主导文化价值观发生冲撞,社会笼罩着焦虑和迷茫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当前许多社会心理现象如“宁信访不信法”、“个体诱发群体”、“网下冒烟网上燃烧”以及社会管理者的“守法不适应症”、“监督、限权不适应症”、“贪大求快”等,反映出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缺失和社会控制的滞后,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增大,影响了社会稳定。这就需要在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的社会导向作用,引领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有助于提高社会控制的能力和水平。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理政需要高超卓越的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而社会控制的能力和水平无疑是衡量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加强领导下,我们党在这几年中的治国理政水平进一步提高,领导社会建设的本领进一步增强,控制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但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会交错交织,保障社会健康有序运转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如何使社会控制科学化、怎样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课题。深化其研究或许能更好地应用于当前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的平衡整合作用、保障协调作用、凝聚调节作用等,降低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本,开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境界。

  有助于引领整个社会认同核心价值。当前我国出现了不少社会成员心理失衡和情绪不安的问题。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发生大调整,社会愈加开放和多元,而社会控制相对弱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使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同时,各种外来的社会思潮的渗透必然与我国传统的主导文化价值观发生冲撞,社会笼罩着焦虑和迷茫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当前许多社会心理现象如“宁信访不信法”、“个体诱发群体”、“网下冒烟网上燃烧”以及社会管理者的“守法不适应症”、“监督、限权不适应症”、“贪大求快”等,反映出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缺失和社会控制的滞后,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增大,影响社会稳定。这就需要在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的社会导向作用,引领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三、当前如何深化社会控制科学化研究

  社会建设的深入进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顺利推进,正深切地呼唤着科学有效的社会控制,呼唤着我们党必须切实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可以预见,深化社会控制化问题的研究必将展现出令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感兴趣的理论魅力,社会控制科学化必将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利器和法宝。

  (一)要将研究的主题定位在“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上

  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当前我国社会某些区域、某些行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序失范问题,再加上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需要协调推进,很有必要提出“要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必须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这一重要命题。如果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是一列正在飞进的高铁的话,那么,要想让这列高铁安全平稳地驰骋在中华大地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驾驶员的操控水平。而这里的“操控水平”就是本文所论及的“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这种水平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不断提高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号召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显然,在斗争中取胜,需要社会控制,更需要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

  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做好任何一项工作,必须有的放矢。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同样如此。如果说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的”,那么,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就是“矢”,而基本原则和要求则是把“矢”发射好所必须遵循的要领和准则。只有坚持好这些原则和要求,才能在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使社会控制达到科学化状态。因此,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掌握好社会控制客观规律、把握准社会控制价值尺度、用科学的方法来推进、以科学的制度作保障。

  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要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社会控制的经验。当前我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从整体上看,社会控制是科学有效的,是成功的。但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正处于急剧的变动阶段,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随时会出现,给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控制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就说明,我们党领导社会建设的社会控制能力还不是很高,社会控制机制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回溯历史与现实,古今中外具有很多社会控制的经验和做法,例如,唐代贞观之治、贵州瓮安“6.28”事件[作者在《理论学刊》2013年第8期,以《大力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瓮安6.28事件的再反思》为题撰文,从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角度,对这一恶性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再反思。]、英国新工党执政三连任[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成功实现三连任。在三个任期内,取得了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运行等显著政绩,实现了社会良性治理,百年老党也再现生机。很明显,这主要是与新工党通过政治改革与创新、完善自身建设、加强党内外团结和联系来强化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分不开的。英国新工党加强社会控制的诸多做法,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不断优化社会控制,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等,都为我们优化社会控制提供了令人深入思考乃至借鉴之处。

  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要科学地设计基本路径。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也离不开社会控制,社会控制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突出。因此,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必须首先对基本路径进行科学的总体设计,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说到底,首先还是要解决经济政治生活中特别是民生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着力增强党的民意基础,必须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力度;为着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着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构建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为着力增强“生命线”功能,必须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为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必须充分发挥党在社会控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魏磊:《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相关问题研究》,《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8期。],等。

  (二)要深化对衡量社会控制科学化和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标准的研究

  客观地说,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种种挑战,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迫在眉睫,大势所趋。关于如何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对策是多样的,比如,可以从努力探求科学的社会控制体系、着力解决现实中的关键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控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等方面寻求答案。然而,究竟如何判断社会控制达到了科学化?如何对社会控制科学化的绩效进行评估?究竟社会控制科学化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和高度,才真正称得上有所提高?确立这样的层次和高度的依据是什么?可量化的指标有哪些?怎样选取?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要深化对组成社会控制主体各要素的研究

  要明确谁是社会控制的主体。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控制的主体。这个主体在实施社会控制过程中所具有的各要素,比如,素质、能力等,直接决定了社会控制的效能。如果说建设和谐社会好比经营一个有机农场,那么,要保证这个农场能生产出真正的有机产品,农场管理者必须尽职尽责地加强对各个生产环节的管控。这里,这些“农场管理者”相当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和谐社会这个有机农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一定要首先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达成加大社会控制力度的共识,实现无缝隙覆盖。比如,反腐败问题。当前,人们对腐败分子有切齿之恨,一旦腐败分子被惩处往往皆拍手称快。在宏观、中观意义上,总体上看,这几年来,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较好地安定了民心,维护了社会稳定。民众对党中央关于“苍蝇与老虎”一起打的决策非常拥护,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也是满意的。然而,微观方面的控制力度和效果还不够。例如,一旦某个腐败分子被惩处,或者一旦某位领导干部被有关部门调查,各种传言满天飞,局外人搞不清是真是假。而有关部门又不能及时给公众以知情权,致使以“反腐败的效果取信于民”的效果被打折扣。例如,某省一位副省长被查处期间以及被判刑后,坊间一直传说此人有46个情妇,很多人信以为真,对党的高级干部形成了极坏的印象。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关部门才对这一传言予以澄清。可见,社会控制的力度不应仅仅放在宏观、中观层面,微观层面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应该加强。

  (四)要深化对社会控制的制度建设技术层面的研究

  事实表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我国曾采用了以强力控制为特点的社会稳定模式和社会控制机制,比如,我国长期以来施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明确区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对有序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特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传统的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控制则难以再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为此,必须深化研究如何从制度的层面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以便尽快实现对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当前,社会控制的某些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致使这些制度失去了发挥社会控制的应有效力,有的制度流于形式,而有的制度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如,户籍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因此,要深化研究“如何加以重点完善和实施社会控制的一系列制度”、“如何使社会控制制度科学化”、“如何以科学的制度为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提供重要支撑”等等。

  注:此文原发于《理论学刊》2017年第二期

初审编辑:牛乐耕

责任编辑:李士环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