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完善高考制度

　　——高考改革研究丛书之《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研究》观点及启示

　　考试招生工作是国家选拔、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考生的前途命运，是社会公平、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基础，对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考试招生制度的变化是时代变迁的重要印记。它是时代发展需求之果，而又是深刻影响着未来社会发展之重要因素。考试招生制度，虽然只是教育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超越影响作用决定了必须在社会改革发展的全局中进行研究谋划。一直以来，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牵动着家长和学生的心，备受全社会关注，已成为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国计民生问题。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旨在改变原有高考制度中存在的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差距大等突出问题，更好地维护教育公平。山东省2016年出台《山东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7年正式启动高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2020年全面推进，旨在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新模式。2020年1月，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亦称“强基计划”，旨在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同时停止组织高校自主招生。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都是在总结过去经验、反思问题，联系社会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纵观我国高考改革进程，就是一个不断梳理历史改革经验、研究借鉴古今中外考试制度的成功模式的历程，其突出的特色就是在社会需求视域下创新考试理论、丰富和完善考试招生制度。2017年，由刘海峰主编的总计22册、768万字的我国首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系统展现了中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研究》一书，以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作为研究重点目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大学招生考试，将现实与历史有机联系，既客观反映了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人才选拔和培养特色等办学历史，又对当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和提升人才培养品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该书总结了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特点，指出：教会大学坚持重质优于重量，宁缺勿滥的招生原则，保证了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质量，树立了大学严格招生的良好风范；建立起新的全面选才标准和综合评价体系，除了在入学考试时测量考生的学识和学术性向（智力测验科目），还通过学生提交的材料对学生的品性、体格、平时学习状况，以及合作意识、服务精神等进行综合考察；构建起了非官方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使教会保送、承认中学招考和对外公开招考（普通招考）成为教会大学的三种主要招生方式；并通过与中学间的密切合作，对中学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教科书选用产生了深刻影响。

　　“内容丰富，积累深厚，功底扎实，从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所以有一定的深度。”这是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对高考改革研究丛书之《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研究》一书的评价。

　　该书在最后章节提出了对当前高考改革的建议：高考改革应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实施高考分权；要坚持有所变，有所不变；要加强高校在招生改革中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更要适当为高考“减负”，注重发挥高考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是将高校人才培养各环节有机衔接，全力服务于高校培养德才兼备、富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发挥好大学与中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高校招生考试既是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高等学校与中学和社会各界联系最密切的平台，应当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支持。上述理念与观点，对于做好当下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工作，都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1. 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有所变，有所不变，坚持对的，吸收好的，改变低效的，摒弃不适的

　　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提到改革，许多人会认为，全面、深化的改革才是最好的改革，期待着从内容到形式、从外到里，翻天覆地，面貌全新。改到最后，往往是忘记了改革的初衷，为改革而改革。教育是个非常独特的领域，考试招生有其自身的规律，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必须循序渐进。改革做到有所变有所不变，关键是要分清哪些“要变”，哪些“不能变”，难的是辨别，更难的是“坚守住”那些“不能变”的。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成功之处在于，虽然历经70年的整体变迁，从招生标准、到招考院系、招考范围、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录取标准都有诸多变化，但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招考原则不动摇：一是注重人才选拔效率，坚持宁缺勿滥的招考原则；二是坚持对考生进行多维综合评价；三是坚持招生考试活动是服务于个体的发展这一基本立场。当前，中国的高考在资源竞争、利益博弈和公平诉求中被迫承载着日益附加和异化的功能，其改革已不仅仅是教育业务问题，且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作为教育活动，其影响又具有延迟性，一项改革的成效不是一朝一夕即可见分晓，决策之大忌是急功近利，在兼顾各方诉求遇到矛盾冲突时难免会因取舍招致诸多的质疑，有时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时我们必须顶住压力，坚持对的。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改革在追求效率与保障公平之间对“度”的把握，综合体现了“吸收好的，改变低效的，摒弃不适的”。应该指出的是，对“度”的把握是个动态过程，趋势和方向应该取决于服从于教育规律的导向。

　　事实上，考试招生制度本身并没有固定的评价标准，如果一定要一个普适的判别标准，可归纳总结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中国考试制度的发展历史也已证明，统一考试最适合中华文化背景下大规模人才选拔。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本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应该引以为鉴，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历史变迁已经表明，虽然其招考制度源于甚至照搬欧美大学招考模式，与SAT考试同出一辙的智力测验也曾广泛实施，但在中国文化、教育土壤中，它却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美国大学以SAT和ACT考试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招考制度。这是因为“一国一民族之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可以卓立于世界，亘千百世而未之能变”，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无形的。因此，中国的高考改革必须要适应国情，必须坚持自己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吸取他人所长优化提升自己；必须确保招生考试的根本目标达成，再关注其它衍生功能。

　　2. 在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各方条件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实施招考分权

　　教会大学70年的招考历程虽然基本上都是自主招考，但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整体发展却体现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大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趋势。从科举时代的“统”走向晚清民国的“分”，再到建国后的“统”，直至近年来再次出现“分”权趋势。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选才制度发展到晚清时期，已经高度僵化，在考试形式、科目和内容上严重滞后于国家、社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教会大学将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虽有借助军事势力的支持，却也隐然适应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因为按照相对论的观点，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永恒特点，而静止是相对的，中国大一统的科举考试在僵化已久的情形下必然走向它的对立面，即分权。分权主要指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在人才选择上的权利分配，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由于教会组织的介入，又成为这种分权现象中的特例。分权产生的必要条件有以下几点：一是原有统一的人才选拔制度出现严重弊端且无有效的改善措施；二是政府介入管理的程度有意或被迫降低；三是大学自身具备足够的能力承担分权后人才选拔的责任和义务且有利于克服现有制度的弊端。

　　2001年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所高校进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揭开了中国自1952年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后的再次分权改革。2003年教育部正式发文《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统一部署全国范围内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随着试点院校数量的增加，“华约”、“北约”和“卓越”等自主招考联盟的成立，直至自主招生被公众称之为“掐尖大战”，自主招生已经背离了分权改革的初衷，失去了存在的价值。2020年重点高校自主招生停止，“强基计划”开始试点。如果仍以前述3个必要条件来分析当今分权现象的产生，会发现人才选拔分权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政府主观推动的影响，高校自身和社会民众都未做好相应的准备。高校自主招生是政府主导下的“分”权，不是客观必然的“分”，高校自主意识不够，许多学校出于各种考虑，主要是省事省力怕出问题等原因，“不愿回到单独招考的老路上去”。自主招生实践运作中出现的高成本、同质化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使得高校缺乏内在的积极动力；个别权力寻租等有损效率和公平的案例，又大大影响了分权招生的公信力。招生考试的分权改革，无论是从学理上讲，还是从事业发展的大趋势，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为了顺利推进这项改革，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并制定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在高校自律保障、法规程序保障、社会监督保障等层面强化制度建设，确保招生考试的分权改革更好的完成促进公平、促进科学选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光荣使命。

　　3.推进考试招生改革，既要扩大高校招生选拔的自主性与多元化，也须加强其自律性

　　高校自主招生中曾出现的同质化现象和所受到的诸多质疑，反映出高校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还有欠缺。自主性是指高校招生时，能秉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对自身有明确的定位，对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有清晰的认识，对所要选拔的人才标准也有理性的思考；自律性则是指高校在招生选拔过程中能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招生规则，自觉维护高校招生的公正度、公平性、公开化和公信力。大学发挥自主性的关键在于大学的领导者、管理者有明确的办学理念，有坚定的意志、独立的人格，甚至有为教育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勇气和魄力。中国近代大学管理者们不仅中西会通，深谙中外教育思想和理论，而且有着特立独行的教育风格，他们坚定地秉持各自大学的办学理念，无意随波逐流，对大学自身的办学有明确的定位、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自信。教会大学管理者更注重基督精神在人才培养中的特殊地位，坚持对学生综合评价，并依照各自的办学特色设计各有侧重的招考标准。教会大学在审核学生报名材料、组织入学考试、评阅试卷以及录取学生的各个环节中，虽然都是由各校自行组织，但都表现出良好的自律性，从而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力。

　　分类考试是新高考改革中正在进行的重要改革内容，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和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方式将更加广泛地被应用，对学生的综合评价也将融入更多主观性的指标。除了在法律上规范招考程序、加强对招考过程的监督外，高校在招生录取中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也亟待加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背景之下，高校应遵循大学的办学理念，明确办学定位，并根据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制定招考标准，选拔出真正适合学校要求的优秀生源。同时进一步完善招生制度，强化程序和约束机制建设。

　　4.应兼顾高校招生选拔的公平与效率，有效衔接人才选拔与培养各环节，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发展

　　招生考试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其任务是选拔出可塑之才，进入高校接受进一步的专业教育，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效率是大学选拔人才的基本要求，但注重效率不等于放弃公平，在高校招生选拔过程中，坚持标准条件，同时严格规范并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开、公正，即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具体体现。教会大学非常注重招生考试的两大功能，一是评价学生当前的发展水平，包括智力、体力、品行和学识等方面，作为学校甄选人才的依据；二是为学生入校后的因材施教提供参考，从而将招生考试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后续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学生在入学考试中有个别科目成绩低于学校规定的及格分数，则入学之后要及时补修该科目，学生的选课也要受到相应的限制；转学生如果智力测验成绩不佳或在前校已获学分的课程考试成绩不佳，则会被降级编班，重修一些重要的课程。这也充分说明，招生考试是高校人才培养诸环节中的一环，并不是相对独立的教育活动。然而，现实中的高考选拔功能既被扩大，又被异化，对高考误解的明显例子就是将高考选拔的人才等同于创新人才。高考本质上是人才培养中的过程性选拔考试，却被当成了终结性的选拔考试，招生考试选拔之后的高校人才培养环节在无形中被忽视。因此，必须明确，招生考试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个环节，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冲淡更不能代替人才培养的后续环节。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把高考从过重的功能负担中解脱出来，回归其基本的功能，尤其是要通过大学对入校后新生的教学管理改革实现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同时，将入校新生大学全过程的学业状况跟踪分析数据反馈给中学，建立起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贯通的人才培养链，不断优化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

　　目前国家实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更加注重综合素质评价，推进多元录取方式，这为高校选拔品学兼优的生源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支持，也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必要前提。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为高考“减负”，将重心转移，回归入学考试的基本功能，注重高校人才培养的其他各环节，不让形式“绑架”了目的，应是当前高考改革应坚持的基本方针。

链接：《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