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敏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大数据急剧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外交也不断受其影响。许多国家竞相进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外交创新。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外交为国家传统外交活动创新以及外交力提升创造新机遇和新场景。考察国际上数据外交的尝试和经验可为开创新时期中国外交新格局提供有益启示。

　　数据外交中的大数据

　　尽管“数据外交”没有统一认可的概念，但一般认为数据外交是将大数据技术与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和外交谈判相结合，利用数据的搜索、挖掘、算法甚至数据本身为外交部门提供新的外交工具或平台，使外交决策和执行更加迅速、精准。与传统数据相比，大数据具有“四V”（数量大Volume、速度快Velocity、多样性Variety、准确性Veracity）的特征。《牛津英语在线词典》将“大数据”定义为“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揭示模式、趋势和关联的超大数据集，特别是与人类行为和互动有关的数据集”。

　　在数据外交中，数据、信息和知识是三位一体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通常被描述为一座金字塔，底部是数据，顶部是知识。数据是指数字、字母和图像，其来源多样，包括数字设备自动生成的数据、在线数据（网络、媒体等）、传感器数据、卫星数据和文本数据等。数据在成为决策和行动的知识之前，要经过许多抽象和解释。信息描述以一种有用的方式构造数据，在这种方式中，通过聚合或抽象将含义添加到数据中，因而有学者将数据描述为“一种想法，即我们可以从大量的信息中学习到仅使用少量信息时无法理解的东西”。数据可视化是从数据和信息转移到知识的中间步骤。数据可视化可以“关注数据和信息的探索”，以便“洞察信息空间”并帮助“发现知识”。知识建立在数据和信息的基础上，知识代表着对一个主题或情境的理论或实践理解。当大数据分析与基于经验的见解结合在一起时，它就转化为知识。因而外交官的判断不仅需要来自大数据的信息，还需要经验、直觉、常识等。

　　大数据是外交议程中的新议题，使国际贸易、电子商务、跨境隐私、国际网络安全等方面呈现一些新特点。大数据被誉为“未来的新石油”，从数字贸易到网络安全，从数据保护到国际标准，大数据作为主题正不断加入外交议程。“大数据”能够检测人类行为的某些模式和人群的特征，因而高质量、智能计算的大数据可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外交活动来说，减少人为失误，增加决策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同样意义重大。

　　大数据与外交融合互动

　　研究表明，数据外交是由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参与者共同推动，而且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大数据与外交互动方式有多种，主要是把大数据当作工具、主题或改变外交环境的因素。当前，最为普遍的是把大数据当作外交工具，使外交更加高效、有效和包容。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驱动技术，在信息收集与外交报道、外交谈判、公共外交、领事事务等方面有重要价值。信息收集与外交报道可能是受大数据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从社会媒体话语到政府公开数据和地理空间信息，大数据为战略决策提供了新的来源和新的分析方法。大数据甚至可以提供新的见解，挑战人类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偏见，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计算机不太可能取代人类作为谈判人员，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对我们谈判的方式和内容产生影响。在外交沟通与谈判中，大数据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需求，并提供相应的论据和见解支持谈判立场和策略的制定。在公共外交领域，大数据可以理解话语模式和趋势，发布定制信息，以便更有效地与国内外公众沟通，并衡量公共外交的效果。比如美国领导人出访之前，“E-外交”办公室通过深度挖掘出访国的社交数据，为领导人出访提供技术支持。随着公众与政府互动需求的增加，相关部门面临着更大压力，需要利用大数据提供的机遇，优化其在线服务。大数据还是改变外交运作环境的一个因素。大数据技术能从大量的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中提取可视化的知识，甚至还可以识别“未知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应用于谈判等外交事务，也意味着外交活动中会出现“数字鸿沟”。这会对传统外交环境产生极大的冲击。

　　虽然大数据具有“预测”能力，但大数据是资源和工具。它旨在提供信息，而不是进行解释；它指向理解，但仍然会导致误解，这取决于运用的程度。在外交工作中，大数据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这往往需要基于人类专业知识和通过外交实践获得的经验和洞察力，才能够恰当地分析这种联系。因而我们要为经验、本能等留下空间。此外，在非正式外交中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数据外交中的潜在角色，因而大数据可以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影响外交程序。

　　促进数据外交的基本选择

　　大数据是一种良好的支持外交决策及执行的工具，它的目的不是用自动化生成的数据来取代外交专家；在大数据时代，拥有丰富工作经验并具有深厚学科素养的专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未嵌入其适当背景的大数据可能具有危险的误导性。因而，在数据外交中要对定量工作数据专家和定性工作的外交专家的关系进行精心构建，尽可能促进交流与合作，尊重每一方独特贡献。要发挥大数据在外交工作中的倍增器作用，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第一，建立健全数据交流中心。数据交流中心建立的目的是为外交决策或制定更优的外交政策服务。因而要强调外交利益而非技术细节，也就是说大数据分析只对具有相关技术或编程技能的人开放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数据中心应具有交叉职能，能够服务于多个地区和主题部门，它应该多样（包括技术专家、数据科学家、外交官等），并且可以自由创新和实验。例如，美国除建立数字外交办公室、社交媒体中心等负责数字外交的机构外，还建有专门的数字交流中心。同时，在相关部门任命数据负责人可以促进数据中心和其他外交部门之间的沟通，以便传播大数据见解，更好地了解各部门的具体需求，以及大数据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作用。统计数据一直是贸易和经济外交的核心，201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已成立了数据驱动创新战略委员会，研究如何利用大数据促进贸易。大数据为监测和评估贸易流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特别是随着电子货币、电子银行和电子商务的出现，比如SWIFT通过分析数据监测国际货币流动情况。随着某些形式的大数据能够迅速、几乎实时地提供，它们可以用来协助应对紧急情况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监测气候变化等。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依赖数字工具和服务，它们会留下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转变为新的问责和证据形式，国际法院正在探索如何利用这些痕迹，如社交媒体信息、电子邮件和地理空间数据，为国际法服务。而由大数据引起的隐私问题也不断被人们重视，欧盟最近就一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达成了一致，而这种谈判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

　　第二，完善广泛伙伴关系。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可以获取更多的数据，也可以借助有关专门人才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读。实际上，数据获取一方面依赖外交部门积累，但更多的是需要各种伙伴提供，尤其是可以从商业部门获取本应受到限制的数据。美国国务院与谷歌等商业公司有深层交往，而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同图灵研究所等机构也长期合作。与学术机构和私营机构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关系，有助于把部分数据收集和分析进行外包，以节约资源和成本，但鉴于存在敏感数据，外交机构应拥有内部数据库，并具备数据分析能力。

　　第三，提升数据外交能力。提升数据外交能力的目的是促进和支持数据科学家和外交人员之间的交流，最大限度地利用大数据工具支持外交官的工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体制、法律、组织结构、人员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变。但数据外交不是要使每个外交人员都成为技术专家，要因人而异、因岗而异地提升数据外交能力。因而提升大数据外交能力的培训一般分为三个级别，基础水平：具备大数据外交的一般知识，能够评估大数据的挑战和机遇。从业者级别：能够使用大数据工具和技术来验证和查找信息。专家级：能够设计和使用适当的外交见解大数据工具。当然，在实际收集、分析、应用大数据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数据访问、数据质量、数据解读、数据安全和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则、政治偏见等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总之，大数据进入外交领域已经是大势所趋，了解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外交决策、执行等方面的应用，对提升中国外交能力，推进外交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