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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场域、问题域与价值域

2017-01-20来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作者:苗贵山 张彩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是集法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于一身的研究,是对“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是以对劳动异化的批判为中心内容的。对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学术界忽视了该理论的出场方式、问题关切与价值诉求。具体地说,其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是如何出场的?当他提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性,并以此来反观人的劳动的异化状态时,这与费尔巴哈把宗教作为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的做法在法哲学批判方法上是相一致的。其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他从法哲学的角度解决了异化劳动的出场方式后,他要从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把对“副本”(宗教、国家、法与道德等)的批判过渡到对“原本”(市民社会)的批判,这意味着马克思欲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把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位于私有财产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其三,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价值诉求是什么?当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立体式”批判的角度把握了异化劳动的出场方式与关切问题后,马克思要做的就是颠覆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从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角度来展现异化劳动理论的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而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在途径上又是与宗教的消亡途径相一致的。归纳起来,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场域、问题域与价值域。

  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场域 

  众所周知,在《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上,又从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以及社会分裂为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这两方面的事实出发来概括异化劳动的表现:劳动者与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本身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异化。这就直接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场域只是局限在“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的宗教批判方式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细读《手稿》可以发现,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场与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方式是一致的。

  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明确提出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的异化。他讲道:“宗教使人的本质跟人割离开来。上帝的活动、恩典,乃是人的被异化了的自我活动,乃是被对象化了的自由意志。”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本质异化的思想对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异化劳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费尔巴哈虽然揭露了“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但是并没有按照这一思维方法去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异化劳动。这一任务是由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奴关系辩证法”所论证的劳动是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确证本质的主张来完成的。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具体做法是,以费尔巴哈式的“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类本质的自我异化”的口吻得出异化劳动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特性的自我异化,并以宗教异化来比对劳动异化。具体地讲就是,费尔巴哈从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出发对基督教的批判对马克思针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费尔巴哈对他称之为“基督教哲学”的黑格尔绝对哲学的批判,也只是把黑格尔的无人身的、无血肉的“理性”还原为有人身的、有血肉的“理性”。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因袭费尔巴哈纯粹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批判内容,而是将费尔巴哈纯粹自然主义方面的人的肉体类本质与纯粹人道主义方面的“理性、爱、意志力”类本质结合起来,融合为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类特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当然,马克思提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这一主张的同时也充分吸收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奴关系辩证法”所论证的劳动是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确证本质的思想,这里不再赘述。

  基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的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中借助于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人的自我意识类本质的自我异化的批判思维,用宗教异化来比对劳动异化。具体来讲就是:首先,当马克思谈到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时,他直接把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比作成人与上帝的关系。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异己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正如“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其次,当马克思谈到工人与自己的劳动本身之间的异化关系时,他直接把工人与自身劳动的关系类比成神灵(魔鬼)与人的心灵活动的关系。就如同在宗教中,神灵(魔鬼)对个人的心灵发生作用而不是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这意味着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的丧失。同样,在劳动中,“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最后,当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时,马克思用世俗人对耶稣基督的宗教异化来比对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按照费尔巴哈的说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神,每一民族的神都是按照自己民族的人的模样创造出来的。“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化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成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这里,马克思所讲的“他人”(资本所有者)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就是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本质的自我异化的结果——宗教的主人公基督耶稣的角色或地位。由上观之,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本质的异化的论断,对马克思立足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的论断来分析异化劳动具有直接的方法论启示。而这种“方法论启示”是双向的:一方面,与费尔巴哈仅仅从人的精神异化来看宗教的本质不同的是,马克思从人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中为“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宗教找到了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据;另一方面,当马克思为宗教找到了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据时,也就为异化劳动的产生找到了根据,从而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把握异化劳动的核心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找到了根据。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问题域 

  从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为内容的法哲学的角度解决了异化劳动的出场方式后,马克思要从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把对“副本”(宗教、国家、法与道德等)的批判过渡到对“原本”(市民社会)的批判。这意味着马克思欲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把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位于私有财产与劳动的对立关系。马克思在表述完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的规定后,旋即提出如下问题:如果我自己的活动对我来说是一种异己的、被迫的活动,如果我自己的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们到底属于谁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紧接着,马克思又继续提问:“这个存在物是谁呢?是神吗?”马克思又回答道:“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由此不难推测,马克思的用意在于借助于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本质的自我异化结果的宗教(神)对人的精神统治,来喻指作为人的劳动成果的私有财产(资本)对人的异化劳动的统治。这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所直接关涉的问题所在。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中,前三个规定,即工人与劳动产品、工人与自身劳动、人与类本质相异化指的是一种“经济事实”,而最后一个规定,即人与人相异化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一规定中,私有财产(资本)与异化劳动的对立关系得到明确的展现。

  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他要解决的两个任务:一是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是什么?二是人的劳动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马克思的思路是:“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正是这种问题的新的提法,使得马克思在《手稿》中超越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以蒲鲁东作为继承者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立场,将人的劳动本质看做是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并在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弄清楚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普遍本质及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问题,必须超越国民经济学那种抽象地谈论私有财产、劳动与工资、资本与利润、土地与地租以及分工、竞争、交换等问题的做法。马克思提出的超越国民经济学水平的问题是:“(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马克思的意思是:国民经济学家们虽然肯定了劳动创造财富,但他们只是抽象地谈论劳动,因而它实质上是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自觉地充当了资本的代言人;而蒲鲁东虽然看到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并提出工资平等的革命目标,但是,他仅仅是在私有财产范围内提出工资平等的目标。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迷信的是抽象的私有财产,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只能导致“拜物教”;蒲鲁东迷信的则是抽象的劳动,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只能导致对“工资平等”的崇拜。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把问题抽象化的做法是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它只能导致对某一种精神观念的迷信,所以,国民经济学是一种“唯灵主义”。“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表现私有财产(资本)利益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因而,“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因此,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原因是,正像路德把宗教虔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一样,亚当·斯密把人本身及其劳动看做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及其劳动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以及自主活动,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外化劳动的否定,因为它把劳动看做是私有财产的本质或实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私有财产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性的力量的同时完成了它对人的统治,人的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的活动,人的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人的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

  三、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价值域 

  正是基于人的外化或对象化的劳动本质及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构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从私有财产(资本)与异化劳动的对立出发,马克思在《手稿》中得出了如下结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自我异化的扬弃”讲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这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价值域所在。马克思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是:“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这里,“经验的基础”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已经成为一种根本的对立,劳动是动物般的活动,而资本对劳动进行“重利盘剥”;“理论的基础”是指费尔巴哈以自然主义的人本学为核心的宗教批判理论与黑格尔的精神自我运动所遵循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

  就“经验的基础”来讲,在马克思看来,“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必须被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就“理论的基础”来讲,一方面,当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基督教哲学,因而基督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并力图从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出发来建立新的宗教进而取代旧的基督教时,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上对马克思直接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费尔巴哈的“功绩”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在于:第一,费尔巴哈证明了黑格尔的哲学是基督教神学,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另一种形式,由此,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批判思维提出劳动异化理论;第二,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理论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其人道主义理论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成为其哲学理论的基础,因此,费尔巴哈以人的“感性”为基础的“新哲学”被马克思改造成为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实证科学”,而这种实证哲学关注的是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第三,费尔巴哈以人的“感性”为基础的“新哲学”所肯定的有理性的“人身”否定了黑格尔绝对哲学所肯定的无人身的“理性”,因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以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为根本内容的“新哲学”的基础上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做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不断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在融合,使得马克思有理由把共产主义界定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做是异化劳动积极扬弃的结果。换句话说,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的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当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做是无人身的理性借助于人的欲望与热情(劳动)来实现其自由本性,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督教式”的和解时,马克思则直接把历史的发展看做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有目的的活动(劳动)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必然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行动,从而使得人类社会最终走向无阶级对抗的、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的状态。这样,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解为旨归的社会理性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中最终得以显现。因此,尽管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最终目标像黑格尔那样指向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相互共生,然而,其关于社会的本体或基础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神秘理性,而是劳动者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交往方式。基于此,马克思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产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意味着,只有在社会主义里,自然界才能真正为人而存在,人的自然的存在才能得以实现,自然才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神秘的东西;与此同时,人才能真正占有自然界,自然才能成为人的无机身体,人的异化劳动才能真正克服。与此同时,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承认问题,即有神论问题才可能被否定。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扬弃宗教异化与劳动异化来完成。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比喻:“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如下表达:“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这里,马克思虽然从字面上阐释的是宗教消失的前提,即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明白而合理的时候,宗教才终将消失,但实际上马克思讲的是共产主义实现的途径。那么,“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指的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的:“他(注:指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这里,恩格斯的两个“和解”思想——尽管它源自于黑格尔——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也曾明确肯定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其理解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影响。在《手稿》中,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以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提出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方式来界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原文标题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场域、问题域与价值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

  来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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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士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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