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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的政治解读与“政治马克思主义”

2017-02-23来源:《南京大学学报》作者:关锋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以“阶级的退场”(retreat from class)、“没有历史的历史变迁”等精辟话语,对以拉克劳、墨菲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在国际左翼思想界闻名遐迩;她竭力捍卫阶级斗争、生产方式等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的当代时效性,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汹涌浪潮中逆流搏击,甘做“不合时宜的另类”,以致有人说她对马克思主义持有“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严格说来,这种论断既充满误解,又远非公平。伍德绝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实际上是两面作战,她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用力批驳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政治,又坚决与第二国际、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毫不留情地批判技术决定论、线性普遍历史观,进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她对生产方式概念重要性的秉持和独到解读,则是这种双面作战和“重建”背后最根本的支撑。

  因此,深入研究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至少有三重意义。首先,伍德本身的学术水平、影响力和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坚守值得我们关注和敬重。其次,伍德的“重建”,不但有独创性新构和别致阐析,而且渊源有自,赓续了一定的学统,有“学术共同体”意义,对她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个人研究,同时也是对一种学术传承逻辑的研究。再次,更重要的是,伍德深入触及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命题,究其得与失、对与错,对于我们极具参考、借鉴、反思价值。可惜的是,国内学界虽对伍德的关注越来越多,但立足于或凸显前述第二、第三层意义的研究至今阙如。

  一、生产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汤普森与布伦纳 

  众所周知,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标志性语词,广为人知且影响深远。鲍德里亚特意点明,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性概念”,它贯彻的就是“物质生产的逻辑和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科拉科夫斯基确信,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生产方式既是划分历史时期的基本工具,也是把历史当作单一整体来理解的基本工具;而霍布斯鲍姆则断言,“生产方式是我们人类社会变化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以及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动力的基础”。博托莫尔等人主张“这个术语从马克思使用以后起,被制定为一种对历史进行系统的说明的核心要素,即认为历史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组成的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巴利巴尔则进一步说,马克思的“进化图表的特殊对象是被认作由自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历史”;里格比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解释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正如博托莫尔等人说的,“马克思并没有从任何单纯的、一贯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一术语”。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生产方式确实含有多重所指。柯亨认为有三种含义,即生产的物质方式或技术方式、社会方式和混合方式(同时含有物质方式与社会方式)。这一点已为很多人认可。

  一个如此重要的核心概念,内涵又如此丰富复杂,容易引发不同的阐析和解说,生产方式概念也因此成为后继者重释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点和基本入口。这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非常明显。其中,对伍德产生直接影响、被她视为同道的爱德华·汤普森和罗伯特·布伦纳非常具有典型性。

  爱德华·汤普森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左翼社会活动家,因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旗手身份而为世人所熟知。文化马克思主义,亦有人称之为文化唯物主义,其反思和批判的锋芒直指第二国际的经济—技术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高扬文化等社会意识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者中,一般公认,汤普森用力最勤,亦卓有所成。汤普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借助生产方式这个核心概念分析、解释历史,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而且,“在生产方式概念上进行理论创造,有可能做的很坏,也可能做的很好”,比如巴利巴尔做得很差,而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却做得很好,提出了清晰明了的新阐述,颇有裨益。他明确强调:“我认为有问题的不是生产模式对任何唯物主义者在了解历史时所具有的中心地位”,问题出在后人的理解上,他们“所犯的错误是把生产模式的重要概念同狭义经济混淆起来”,“用经济术语描写生产方式”,进而将内嵌其中并把生产方式组建起来的“规范、文化和关键性概念作为次要的东西”和被决定的,唯物史观随之沦丧为经济或技术决定论;而“离开权力和控制关系、使用权或私人占有权概念、文化上的认可模式以及生产方式在文化构成方面的独特需要,就不能描绘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当我们谈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同时也在表明一种特殊的人与人关系的核心,即与生产不可分的剥削、统治和获得”关系。

  汤普森提出,要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就必须“转向生产方式全部意义上来”。关键有三点:第一,要充分认识到,一旦谈及生产方式,“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男女生来就有的生产关系(这也是控制和服从的关系)”,生产关系才是它的核心,而非第二国际所认为的生产力或技术。第二,要确定生产关系不等同于经济关系,它涉及文化、政治、道德等各方面的因素,“生产关系同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压迫或合作的关系;存在道德逻辑,就像存在从这些关系中产生经济逻辑一样。”克拉克(Clarke)之所以值得肯定,是因为他认识到:“作为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得以奠立的基础的生产关系……可以表现为各种具体的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的形式”。第三,要牢记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密不可分,它表现为阶级斗争并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更替变迁。“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关系表现为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有时是均衡)”,新的“权力关系、支配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斗争的结果”。由此,生产方式本身并不是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的是由生产力或技术推动自动变更的,它也不能自动决定社会形态的变迁。凯伊(Kaye)缘此指出,在汤普森那里,一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是重复还是变革,最终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阶级斗争在社会形态变迁中起决定性作用。

  罗伯特·布伦纳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其思想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特别是希尔顿以及经济学家多布的影响,他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历史理论”颇受学生欢迎。按照安德森的说法,布伦纳“是从一个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创作的”,“但这是一种独创的马克思主义,它与过去从《资本论》推导出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布伦纳坦承,他对历史的研究,直接受惠于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等人的开创性工作,“正是通过多布,我开始发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源起,必须在新兴的生产关系中寻找。这就意味着在研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能单纯地从线性的生产力(特别是技术)自我发展论的视角出发,而是要从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根源也即……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借助于超经济手段占有剩余产品与农民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有限使用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其真正原因要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共同体及其所构建的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系统中去寻找。”其核心主张是,对于历史演进,“分析具体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或剩余剥削关系得以构建的相对自主过程以及其所造成(或没造成)的具体阶级冲突是十分关键的”。

  布伦纳认为,这条分析理路和第二国际迥然而异,而关键原因是两者对生产方式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判然有别。布伦纳明确强调:“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在后来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已经被严重地误用了,具有了本不该有的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具体言之,它们的问题在于:其一,虽然强调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在具体立足于生产方式分析社会形态更替、历史演进时,却过于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使生产方式概念生产力化、技术化,实际上,生产关系才是生产方式的核心和关键;其二,把所有制关系,如分配、交换、消费关系视为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偏向于从狭隘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关系,淡化或弱化了更为重要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围绕生产所形成的阶级斗争、冲突、平衡(乃至合作)关系,是这些关系决定了生产的开展、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变迁。

  为了以示区别,布伦纳特意创建“社会财产关系”这一概念来取代惯常的生产关系说法。他还有意点明:“在还没有出现比在封建制度下生产者所使用的更新的生产技术时,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就有可能已经出现”,这意味着,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所谓推动资本主义到来的“生产技术”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出现以后不断发展起来的;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技术革新、新技术不断出现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力发展,促使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退出历史舞台进而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实际上“社会财产关系决定了再生产的规则,人们只能在既定社会财产关系的框架前提下从事一定形式的再生产,由此就诞生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总之,社会财产关系既具有历史具体性,又具有政治再生产性。如此一来,追溯社会发展历史与理论的因果关系链条就从对某种铁定法则或规律的寻找转向了对具体的、历史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财产关系的考察”。布伦纳提出,需明确“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兴起是前资本主义个体生产行为者的再生产规律和前资本主义阶级冲突所造成的无意识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是由封建社会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催生的,或者说这种斗争使封建社会财产关系解体后催生出来的,阶级斗争既在根本意义上,也在直接意义上,决定了英国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说,英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原有的“政治共同体”——主要指封建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其存在和活动方式难以为继,面对不断减少或重新沦为奴隶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积极抗争或消极不合作,封建贵族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直接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剥削,不可能维系其原有的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其“政治再生产性”受到破坏,只好主动采用雇佣制,自身转型为新兴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封建贵族、地主阶级自身成为反封建的主要推动者。布伦纳认为,新兴资产阶级不是像多布分析的那样,是缘于生产效率低下,驱使生产手段、作业方式不断改变,进而在地主之外出现的,“多布将新兴资产阶级看做是‘源于生产本身’:一个自由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缝隙内——产生出一个工、农业资本家阶级,后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起霸权。与此相关,他也低估了英国领主在阻碍和削弱小农生产、从而通过他们的商业佃户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条件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多布向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让步太多。 

  二、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概念政治维度的阐发与辩护 

  对于布伦纳立足于阶级斗争,从“政治共同体”的存续、维系或变更亦即“政治再生产”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变迁,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鲍伊斯(Guy Bois)新创“政治马克思主义”一词称谓之。伍德非常中意这个概念,欣然以之自认,并尽力阐发、建构和完善它。经过她的努力,“政治马克思主义”现已成为国际左翼思想界颇有影响的研究支派,而伍德在论述政治马克思主义时,经常将自己和布伦纳、汤普森三人相提并论。

  不过,鲍伊斯主要是因为讥讽和批判它具有强烈唯意志论倾向而新创的。我们知道,在汤普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重构中,“经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工人阶级正是凭借经验而成为工人阶级的。所谓经验是由生产关系预先决定的客观地位、经历与社会主体借助于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情感偏好、思想观念等对这些经历进行加工后所形成的主观体验相互作用形成的,后者尤为重要。汤普森据此为主体能动性、文化等社会意识扩展出相当大的空间,反思传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主流二分法,强调两者的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不可分割;生产方式不纯粹是经济和技术的,也是文化、道德、政治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等广为人知的提法亦相应出场。汤普森也为之承受了更多唯意志论、文化唯心主义的指责。

  正如贝斯指出的,汤普森认为最革命的工人阶级不是工厂无产阶级,而是没落的手工业工人。在这个意义上,阶级远非特定生产方式的自动产物,它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在漫长而屈辱的历史过程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道德价值痛苦地建构出来的。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出现是独立于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生产方式(以生产工具、生产组织为标志)变化之外,至少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真正普遍形成之前;相反,正是工人阶级的出现及其阶级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汤普森为此批评阿尔都塞“把生产方式等同于社会结构,使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返回到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牢笼中去”,将生产方式在客观化的基础上绝对化、独立化(独立于主体活动之外)、抽象化(脱离了历史的实际进程);另一方面又特意指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人们经验的变化”,换言之,是历史主体阶级斗争的结果。

  鉴于此,蒂姆伯格判定,汤普森的分析,缺乏“由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物质关系向英国工人阶级施加的限制”,对“英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其中创造自身的结构性物质限制”基本上视而不见。吉登斯同样批评说汤普森“对那些妨碍人们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创造历史的因素不甚重视,如行动的结构性条件、行动的意外后果以及动机中未被承认和未意识到的因素”。即使是对汤普森比较同情的约翰逊,也不得不说汤普森使“一种更发展了的生产关系概念似乎即将出现”,“经验被他用来说明客观决定性的全部内容,而且用以表达经济和文化的替换作用或是相互关系”,淡化了生产方式的客观性和决定性。安德森则对阿尔都塞和汤普森进行了比较后说:“对于历史结构必要性的义无反顾的强调,阿尔都塞更加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信条”;因为汤普森压根不提英国当时的“产业化的速度和范围”以及由此形成的英国工人作为阶级整体存在的大体规模和人口比例;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有社会变革机制的最根本因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系统性矛盾,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产生的阶级冲突和对立,前者包含了后者”。汤普森反其道而行之,把生产方式人为地整合、揉进阶级斗争中去。

  鲍伊斯对布伦纳的批评,同样切中要害:布伦纳“所采用的方法具有总体上纯粹的主观性,实质上是一种看待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它将阶级斗争与其他所有的客观可能性相分离,首先是与特定生产方式的特殊发展规律相分离。有谁能够想象在说明19世纪和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只涉及社会因素,而不考虑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及其主要来源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吗?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抽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即生产方式及其实质内容”。

  面对这些学者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伍德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建构。伍德认为,这首先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和内在禀赋。伍德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意图是为解释世界提供一个理论基础,以便改造世界。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精确含义的。……至少暗示了政治行为能最有效干预的那些场所。……其目的是为我们提供一种特别适用于探索政治活动必定发生领域的分析方式。”马克思主义是探索政治活动(特别是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何以发生、何以进行,具有政治使命、抱负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而又深入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政治性,或者说揭示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核心的政治维度及其复杂样式、隐秘存在,“马克思不仅在其政治专著中,甚至在他最具专业性的经济著作中,都从政治方面展现了社会。他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被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掩盖的经济的政治方面”,而《资本论》就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秘密是政治性的”。 “政治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这种政治禀赋的两种维度充分复归和还原。

  伍德提出,除政治性外,马克思主义“巨大力量不在于任何单线的历史观,而是在于对历史特殊性的特有灵敏性”,核心是“它对于发现特定社会形式的特殊‘逻辑进程’所提供的一般指导原则”,究其实质乃“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这是它另一个突出理论特性和禀赋。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既强调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也强调其史实的特殊性”。可惜的是,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恰恰遗忘或背弃了这两个基本特质。正统马克思主义精心炮制了机械的技术决定论、单线论的普遍历史演进观;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哲学、文化(审美)政治学或乌托邦主义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使得理论与革命实践“产生了致命性的分离”,“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的纽带”;而后马克思主义虽张扬“人民联盟”、“激进民主”等政治策略,却主张历史和政治的随机性、阶级政治的不可能性并建构了“无根”的“政治本体论”。

  在伍德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理论特质和内在禀赋,根源在于其最基本的核心概念——生产方式;上述几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各种错误,以及鲍伊斯、安德森等人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质疑、指责,关键亦在于此。

  伍德强调,“政治马克思主义”同样承认物质生产极端重要,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最有效的核心概念;不过,任何一种承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要“对这样的事实含义做出解释,即生产‘基础’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形式中,存在于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形式中”,“生产方式不只是一种技术方式,而且是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变革,恰恰在于用‘社会因素’来定义生产方式”,由此,生产方式的核心不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而是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核心是“从直接生产者中榨取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这触及生产关系的实质——“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者和占有他们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之间的对抗关系。”所以“生产方式的性质取决于其生产关系的持续性质”。既然充满了对抗,那么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披着经济外衣(或者说为争夺经济利益即占有剩余劳动)的政治关系。“同等重要的生产关系(这也是全部实践的关键)也体现在其政治方面。这些政治方面是指对统治关系的实际争夺,对财产权的实际争夺,对组织和管理生产与占有的权力的实际争夺。”汤普森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划分的批判确实入木三分,生产本身既是经济的、技术的,也是政治的,经济基础本身同时含有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向度构成生产方式的核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是政治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政治马克思主义得以成立的第一层缘由。

  伍德还强调,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一点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直接生产者和占有其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之间的划分,以及这种关系固有的利益对抗,无疑界定了阶级对抗的两极。”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但是,阶级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绝非是生产关系直接给定的,相反,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社会因素都会吸附、融合进来。汤普森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经验”这个概念,把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之间的复杂性生动而又精妙地呈现出来了。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这首先表现在,“制约着剥削性质和剥削程度的权力关系,是对立的阶级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政治组织方式问题。归根到底,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而这又是由进行阶级斗争的各方的内部组织及其政治力量来决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并不是由某种东西预先完全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阶级斗争维系和塑造的。其次表现在,阶级斗争对生产方式变迁的决定性推动作用。“阶级关系是一定生产方式内部运动的动力和源泉。一个生产方式的历史就是其发展变化中的阶级关系的历史,尤其是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间的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在一个生产方式内部,阶级成员结合的发展过程是围绕着生产关系展开的,阶级又是随着阶级形成中的组成、结合、意识和组织的变化而发展的。在一个生产方式内部,当阶级关系的发展使既定的生产关系在事实上发生了变形时,这个生产方式就遇到了危机。”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布伦纳所说的“政治共同体再生产”原有模式的不可继续,生产方式必须被新生者取代。表现为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演进,实质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复杂互动的结果,其中阶级斗争又居于特别能动的地位。由此,阶级斗争、“政治共同体再生产”成为历史发展的首要决定因素,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变迁的基本视角。这是政治马克思主义得以成立的第二层缘由。

  伍德认为,就此而言,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形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阐析,恰恰是非常贴近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要旨的;而布伦纳从“政治共同体再生产”即阶级关系的维系和变更角度分析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则更为集中、明确地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精髓。此外,政治马克思主义坚持了生产方式及其形成的社会结构作为客观社会力量的基本决定作用,特别是坚持了它对阶级形成的基本制约作用,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向度的坚守和捍卫。

  伍德进一步提出,由于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生产方式及其与阶级斗争的复杂关联,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理论特质便随之突显出来——它是关于历史特殊性的理论。因为正如汤普森、布伦纳所分析的,在阶级的形成及其运作、发挥效用(如推动生产方式转型、更替)过程中,诸如一定生产力或经济水平、当时劳动方式、社会政治和财产制度,以及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流行文化等多种因素叠加互动,这不但使得每一时期的生产方式都有历史的独特性,甚至同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如英国与法国)的生产方式都有独特性。所以“每个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的系统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前提”,机械决定论、单线发展观是完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其中,又尤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特殊,其所有权“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由此,公共政治权力,一是个人化,即转化为私有的控制生产权,二是实现经济化的变形,即权力不以维系特权地位等政治诉求为核心,而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并通过经济手段在经济领域来完成,政治性隐匿幕后,这也是很多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纯经济性的缘由所在。具体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剩余劳动的直接转移”,“更为特殊的是,资本家未对工人施加任何直接的(政治性)强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领主或国家直接动用政治或军事力量从生产者那里收取地租、赋税或贡品,而资本主义社会使工人为工资而出卖劳动力的纯经济强制却大相径庭。……这种强制是非人格化的……不是人,而是市场”。

  伍德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形成和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技术决定论”现实。可惜的是,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等在内的一些人却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点推广到一切历史时代,炮制了单线论演化观。他们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起源,而预先想定了资本主义早已存在;为了说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推动力,而预先把利润最大化具有一般合理性当作了前提;为了说明技术进步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动力,而预先把持续的技术发展当作了一般历史前提”。伍德特意提醒说:“当我们认识到生产方式内在的逻辑时”,必须考虑“如何将历史特殊性与人的作用都包容进来”。 

  三、“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对民主本意的再解读 

  汇集伍德核心思想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专门设置了一个主标题“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乍一看该书的目录结构,颇让人费解,因为前半部分伍德主要基于生产方式概念来建构政治马克思主义,且更具理论意味,而后面则是大谈特谈何为民主、民主为什么与资本主义不兼容,更为直面现实,前后不太接榫,这本书的体例安排因此划归两部分。

  实际上,这是伍德煞费苦心,有意为之。在她看来,民主既是马克思主义本有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现实关切的核心问题;正确理解民主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高度统一、两者都不可或缺;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路径和相关观点,对民主进行溯源性的历史解密,才能抓住民主的实质,而只有深入把握了民主的实质,才能更为合理地凸显它作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秉性。这种统一性在当今时代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特别切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拉克劳、墨菲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构建政治本体论、历史随机性理论的基础上倡导“激进民主”,不但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民主的双重误读,而且在实践上试图以资本主义民主吸纳和统合社会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挺身而出,有力地回击上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复调错误。

  那么,应当如何正确理解民主?伍德认为,这当然需要追溯其原型和本意——雅典民主。一般人都在直接民主、参与民主或巴伯“强势民主”的意义上理解它,对伍德来说,这固然不错,但仍然没有抓住根本。因为理解希腊民主,必须准确把握希腊当时的社会境况。可惜的是,很多人对希腊社会存有一种普遍性的误解,“鲜有历史学家不愿把奴隶制视为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所谓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方式因此成为流行性的通说,而且人们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奴隶的劳动,为雅典公民和统治阶级创造了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条件和基础——使他们摆脱生存压力而自由、闲暇地进行政治活动。问题在于,奴隶及其生产真的这么重要吗?事实是,“虽然奴役制度在古希腊尤其是在雅典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不自由的劳动或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在古代世界中并没有什么不同”,雅典社会的独特性压根不是由奴隶制决定的,而在于它有一个独特的自由劳动者阶层,“自由劳动者在民主的雅典所具有的地位是空前的,而且从那时起它在许多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这才是雅典社会最显著的特点。这些自由劳动者首先表现为大量的自由农民,他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奴隶,其次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自由工匠。

  伍德提出,雅典“城邦本身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形式的真正独特性恰恰在于劳动和公民权的统一,尤其是在于农民公民的出现”,正是劳动公民的独特境遇决定了雅典民主。这种独特境遇是怎样的呢?那就是:诸如自由农民、工匠虽为生存而进行自食其力的劳动,财产上也并不富有,与贵族统治阶级相比经济上明显处于弱势,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公民身份、政治上的权利自由“有着直接的经济含义。政治平等不仅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同时存在,而且还对它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所谓“实质性修改”是指它使得这些生产者免除了像奴隶那样被贵族用强权等超经济的手段直接剥削、压榨和奴役。劳动者和受剥削者不是统一的,政治平等和经济上享受非剥削、非奴役的自由是内在一致的;劳动者具有完整的公民身份,民主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的。“希腊城邦打破了在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进行划分的分层社会的普遍模式……在公民共同体中……生产者的资格意味着在摆脱传统的剥削方式方面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动力以阶级关系的形式出现了”。希腊的阶级关系即自由劳动者和统治者之间,虽存在阶级差别,但不存在阶级剥削、奴役,而是近似平等的阶级关系,以及和这种阶级关系内在互动、紧密关联的生产方式即劳动者自由自足地进行物质生产,不因所有制而造成依附或屈从、剥夺,大量劳动者进而成为自由公民,决定了希腊民主之存在和延续。伍德为此多次阐明民主与阶级关系、生产方式之间的被决定关系:“民主据其原意是有着阶级意味的”,“民主的原初含义出自古希腊的阶级冲突”。

  伍德指出,职是之故,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甚至被认为是最民主或民主的终结、唯一形式)在本质上恰恰是反民主的。具体说,“自由民主的法律和政治形式相兼容于——实际上是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者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劳动者失去了自由的基础,被奴役与剥削,二是摆脱了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剥削表面上似乎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进而使得整个社会政治与经济分离开,创造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由此使得公民权利集中在政治领域,劳动者的公民地位和阶级地位、经济地位发生双重分离,“一方面,公民权不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能够与形式民主共存——另一方面,公民平等不会直接影响阶级不平等,形式民主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公民地位固然不会因为其经济上的弱势地位而丧失,但反过来,其公民地位同样也影响不了其阶级地位、经济地位,恰恰相反,它有效地捍卫、固化了其经济上的不平等弱势地位。“资本主义民主中的政治平等不仅能够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同时存在,而且还能使这种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基本保持不变”。最终,资本主义民主表现为政治自由、平等投票和代议制,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民主,是失去“社会”内容和向度的民主(只是纯粹的政治民主,特别是选举民主)。“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也就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真正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不兼容、天然为敌,后者只能容纳、助推形式民主;二是民主反映了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和阶级斗争,反过来,它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如果说有什么单一的基调能把各种分散的资本主义反抗力量联合起来,那么它就是对民主的渴望”。在今天,民主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阶级统治的主要斗争形式,争取真正民主就成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

  伍德提出,我们要牢记,“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是协调的,但社会主义民主在其定义上却是包含了生产关系变迁的”,这种生产关系的变迁,同时也是阶级关系、社会公共生活原则的变迁。这当然首先需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也需要生产组织的民主化革新,不过,仅仅有它们还是远远不够的,“问题不仅仅是企业的内部组织,只要占有仍然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且占有仍隶属于原有的规则,即使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是必要的条件,也不会是充分的”,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意味着民主的组织,而且也意味着从‘经济的’强迫中解放出来”,“我们所要寻找的并不仅仅是新的所有制形式,还要寻找一种新的动力机制、一种新的合理性、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取代作为动力机制的市场合理性”,建构全新的社会生活,“自由人联合体”是最切近社会主义实质民主神韵最有价值的说法。她谆谆告诫说:“我们从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中得到的首要教训就是:资本平义证明它自身即使不民主也可以正常运行,社会主义则不可能这样,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定义上就是社会的一种民主的有机体,是从工作场所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上的民主。” “不存在简单的、非对抗性的从自由民主扩展到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

   

  四、问题背后的问题:总的评析与进一步思考 

  相较于哈贝马斯基本上是颠覆性、另起炉灶式的激进重建,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更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地平内的“重建”,所以,她谨慎地选择了“renewing”而非哈贝马斯使用的“reconstruction”来表达重建之意,也许更确切地说,她力图进行的是正本清源式的反思和重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葆有敬意和尊重本意的“重建”,应该更有价值和意义,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首先,伍德不但抓住马克思主义某些最核心的东西,如对历史性的高度重视,而且围绕着最核心的概念进行重建。诚如帕翠青(Patriquin)一针见血指认道:“当其焦点维系在剥削关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以及社会财产关系上时,‘生产方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伍德以此承继马克思所谓发掘社会结构最隐蔽的秘密的理论重任。……这鼓励我们去集中关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类的实践行为和斗争。”这无疑是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命脉所在。伍德这样理解生产方式,以及据此对机械的技术决定论、单线论的批评,都有不少合理之处。正如凯尔纳等人总结的:“事实上,马克思的核心贡献之一就是摧毁了与历史无关的、技术主义的经济概念,从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坚持认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绝不是‘中立的’,而是在阶级斗争关系中形成的。……他也未设想过一种机械式的历史阶段理论或者决定论式的历史目的论。”凯尔纳等人为此对伍德深表认同。恩格斯曾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将它们更为鲜明、激进地连接在一起。受伍德影响很深的伊格尔顿特意指明:“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一样,都并非马克思的原创。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

  从生产方式角度分析历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极具彰显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巨大价值,其原因正如凯尔纳指出的,“我们仍然生活在生产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时代”。詹姆逊是这方面的成功例子,他在坚持“生产方式的‘问题框架’是今天所有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活力的新领域”之基础上,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进而对“晚期资本主义”做了深刻的剖析。而詹姆逊同样认为,生产方式“并不单纯地指定具体和独特的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和技术的模式,它们同时也标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在一起)”。

  其次,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阶级斗争角度理解民主,有力地戳破了资产阶级形式民主永恒性、终极性的诸多神话,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民主的基本理路和剖析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指出,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斗争,都是在国家这个虚幻共同体“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后来列宁更明确地说:“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伍德对古希腊民主制度社会基础——自由劳动者的分析是否允当,史学上尚有争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她实际上是在著名左翼古史学家芬利(Moses Finley)、德圣克鲁瓦(Ste Croix)基础上展开分析的。德圣克鲁瓦在《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一书中,结合史实详细阐述了古希腊民主的兴衰,并将其界定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正因此,当今左翼民主史家罗珀强调:“所有的民主方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之上,只有根据这些基础才能恰当地理解。”“归根到底,民主在雅典的出现,是农民、工匠和自由劳动者们的革命起义之火带来的。”伍德继承并光大了“一种高明的解读民主历史的方式”。不过,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同样存在明显的问题。我们知道,历史性的视角确系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特质。马克思既深刻批判了神化抽象规律、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也特意强调,他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特殊性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重视历史的普遍规律性,认为在历史纷繁复杂的事件和表象背后,存在着某种统一的逻辑和演进趋势,在历史辩证法这里,历史的普遍规律性与特殊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位一体。而伍德为了张扬历史特殊性,突显主体能动性,竟至拒斥历史的普遍性,否认普遍规律的存在。这是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问题。

  关于伍德的这个迷误,国内不少研究者都认识到了。唐正东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指认,伍德由于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抽象法”,迷失在经验主义方法论中。不过,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她对生产方式这个核心概念的偏颇理解。

  众所周知,社会历史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特质,历史之所以具有普遍规律亦因此得以捍卫和辩护。它首先表现为生产方式决定论,即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通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实现),生产方式的演变导致社会形态随之发生变更。罗素曾很敏锐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中最需要改正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为基本原因出现的,而它们不断在变革的理由却完全没有得到解释。”可惜他的理解却是偏差的,马克思当然对此给予了较为充足的解释,那就是生产方式的矛盾:既包括一种生产方式自身内部矛盾,也包括同时存在的多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着重关注这些矛盾内在的生发、累积、演进机制,还是其最终解决方式、手段——通常外显为一定的社会事件、社会活动。

  如果着眼于后者,那么,和生产关系形塑、变动直接相关的阶级斗争(以及作为其最高形式的社会革命)无疑是最重要的答案;如果着眼于前者,就必须深入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正如什托姆普卡指认的,它们作为社会结构难以摆脱的“内在性、内源性的”基本动力,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动力学最根本的依据。显然,只有着眼于前者,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和历史演进的趋向和逻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生产方式决定论再推进一格,走向生产力决定论,重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动力系统中的突出重要性。

  可惜的是,伍德只承认后者,否认更为重要的前者,她一方面反复强调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核心,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方式变迁、历史演进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则明确说“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理解历史进程的重要论据,但其解释力仍相当有限”“最好不要讨论生产力,好像它们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一种自发原则,以某种方式外在于任何一种既定社会关系的体系。”

  伍德之所以排斥生产力决定论,主要是因为,依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生产力是纯粹技术性、物理性的东西,它自发性地不断发展,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进而推动历史前进。问题在于,一方面正如奥伊泽尔曼指出的,“从技术—工艺决定论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已经根本没有说服力了”;另一方面,正如麦克莱伦总结的,“生产力不受约束的发展……很明显这种观念受到了严格质疑”,而且,很多历史学家通过严格考证指出,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之所以取代奴隶制生产方式并不是因为它的生产关系更能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相当长时期内生产力是相对停滞的。若此,上述生产力决定论何以成立?

  我们知道,阿尔都塞当年也是因为有感于技术决定论的机械和僵硬,提出“多元决定论”,同样在贬抑生产力作用的同时于生产方式问题上大做文章,以致其学生巴利巴尔、普兰查斯为解决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问题而提出“生产方式结合”(即一种社会形态是由多种生产方式竞合形成的),开启了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来理解社会转变理路,并由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等著作中成功实现。然而,正如琼斯分析的:“阿尔都塞的成功是短暂的。……但却悲壮地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中如果没有了生产力的概念,很难让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中生产力是核心概念。”不管怎样,阿尔都塞还是承认历史决定论的,而伍德却走得更远,基本上否定了动态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就连深受她影响的伊格尔顿都很有针对性地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贬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而强调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样的做法未免戒备心太强了。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马克思对待这一观点是十分认真的,而绝非儿戏。”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真是单线技术决定论吗?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点已被越来越广泛地认可。第一,生产技术以及技术性分工、组织、程序和工具确系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亦是其主要的外显标志,但生产力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它是一种生产过程中的合力;第二,生产力只是总体上因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处于不断发展中,并不意味着它每时每刻、每个社会都必须向前发展,但它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确实处于先导性和诱发性的施动地位,并最终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大体上与之相适应;第三,不但生产力本身是一种复杂系统的产物,而且是它与生产关系的复杂矛盾,引起生产方式的调整和回应,并通过生产方式引起社会变动。所以,生产力决定论不是直接的、简单的决定论,而是复杂的、辩证的决定论。正因此,历史有一定的偶然性,具体社会形态、历史阶段和过程具有特殊性。生产力决定论绝不是单线的机械技术决定论。

  在此,同样反对单线的机械技术—经济决定论的霍布斯鲍姆却强调,“生产方式既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生产程序(基于特定技术和劳动生产分工的生产途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也体现了‘一种具体的、历史上存在的一整套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必须对生产方式的上述两种功能加以考察”。前者是更基础性的,所以“生产方式的分析必须基于对有效的物质生产力研究的基础上:这种研究既包括对技术及其组织的研究,也包括对经济学的研究”。他还特意指出:“第一,存在于生产方式内部、逐渐破坏生产方式稳定的基本元素包含着转变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但由于它们依赖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还就可能转变的特定类型设置了一定的限制。第二,导致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机制可能不仅仅来自该生产方式的内部,还可能来自不同结构的社会的融合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型发展。”历史演变是非常复杂的,生产力决定论只是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和大致趋向。正因此,赫勒说道,尽管马克思“坚信生产力范式无所不包,‘生产力的发展’却常常没有被视为贯穿整个历史的独立变量”。

  对于伍德弱化生产力的重要性而建构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柯林尼可斯先是批评它有明显的“唯意志论”色彩;后来又详细分析说,“历史唯物主义确定了两种变迁机制,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此结构条件下展开的阶级斗争”,前者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内在的和隐秘的,但伍德偏偏拒绝了它;所以“伍德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弱的历史过渡理论。……它并不真正是一种解释历史变迁意义上的历史理论”,“因为一种对历史解释的理论,应该提供某些内在的、不易觉察的机制,来解释特定范围内的现象”。由此,“像伍德那种解释历史的理论最多能成为莱文所谓的‘社会形式理论’而非历史理论”。历史的普遍规律性自然逸出了她的视野。柯林尼可斯的后一个判定和批评,是相当深刻而到位的。(注释略)

  原文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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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士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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