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最大程度激活内生动力，有利于巩固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盘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我国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动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逐步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前的不足10%上升到2007年的61.8%。

　　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收缩，传统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2008年-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从56.4%逐年下降至31.8%，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04.6%，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达56.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挥内需尤其是消费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最大程度激活内生动力，有利于巩固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盘。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要求。

　　从主要经济体发展历程看，一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发展就主要依靠内需增长拉动，美国、日本皆是如此。以美国为例，1970年-2018年，由于净出口为负，美国内需占比一直维持在100%以上，其中，消费、投资占GDP比重分别为80%、20%。从日本看，1970年以来，消费占比不断上升，其中，家庭消费支出占比由63%逐步提升至78.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

　　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距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门槛已经非常接近，这就要求我们顺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基。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应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变化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也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重大冲击。

　　国际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求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外需、出口拉动向主要依靠内需、以消费为主转变。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有利于防范化解外部冲击，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着力破解要素循环受阻、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制约因素

　　我国拥有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制约因素。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已形成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国内市场将不断扩大。巨大的市场规模，特别是城乡区域层次多样的市场体系，有利于促进国内外资本、技术、知识、人才双向流动，有助于形成体系完备、结构合理、分工细化的内需体系，对提升供给能力更好适应消费需求起到重要补充作用。

　　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但人口红利潜力巨大、资源丰富，增长后劲较大，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尤其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2020年上半年，16个经济增速为正的省份中有13个位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正逐步显现。

　　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截至2019年末，我国综合交通网总里程达540.6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均居世界第一位，有效降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边际成本。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能够有效提升供需对接的效率，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保障。

　　此外，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率先控制住疫情也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掌握更多主动和先机、扩大内需和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赢得宝贵的机会窗口期。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所失衡。资金向金融、房地产领域过度集聚，对扩大内需造成了严重制约。2010年-2018年，在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贷款余额中，金融业占比由0.4%大幅上升至3.8%，房地产和个人占比由30.3%大幅提升至40.6%，制造业占比由18.1%下滑至10.8%。根据四经普数据，与2013年相比，2018年我国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法人单位数量分别增长45.1%、360%、116.6%，占比分别下降5.7、上升0.3、上升0.2个百分点；资产总计分别增长32.4%、增长98.7%、增长120.9%，占比分别下降5.6、上升0.5、上升1.4个百分点。

　　要素循环受阻。土地等传统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从土地看，低价补偿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价格差距较大；工业地价与住宅地价差距扩大。2015年-2017年，住宅、工业地价涨幅差距分别为1.5%、1.6%、7.2%。从劳动力看，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缺口扩大。2009年-2019年，两者的缺口由13.7个百分点扩大至16.2个百分点，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没有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有待完善，要素产权不清晰、市场化交易机制不健全，数字孤岛现象较为突出。

　　收入差距较大。2008年-2017年，从初次分配收入看，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由28.3%下降至25.4%、14.1%下降至14%、57.6%上升至60.6%；从可支配收入看，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由24.5%下降至21.2%、18.3%下降至18%、57.2%上升至60.8%，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从2008年到2019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由17.9%逐年上升至5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22.7%逐年下降至8%，可见转向居民部门的收入并没有充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需求。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按五等份分组，2019年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10.4倍。

　　推动消费升级和供给创新，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围增收，持续释放最终消费潜力，加快构建强大国内市场

　　“十四五”时期及更长一段时期，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持续推动消费升级和供给创新，面向供给和需求变化优化投资结构，建设统一市场和高效流通网络，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围增收，持续释放最终消费潜力，加快构建强大国内市场。

　　持续推动消费升级。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适应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升级的需要，应加快完善消费软硬环境，不断创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持续促进消费升级：积极培育网络消费、智能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等消费新模式，鼓励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智能+”服务消费模式，拓宽智能消费新领域，加快研发可穿戴设备、移动智能终端、智能家居、超高清视频终端、医疗电子、智能汽车等智能化产品；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旅游市场环境，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精髓，培育优质文化产品和品牌，着力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消费，充分发展“体育+”产业；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加快推进消费追溯体系建设，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消费后评价制度，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建立健全集风险监测、网上抽查、源头追溯、属地查处、信用管理于一体的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以创新驱动优化供给质量。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首先，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产业转型。鼓励传统企业技术改造提升，扩大汽车产业规模和体系优势，推动轻工、纺织等消费品行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数字创意等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加快在线经济、智慧物流、智能制造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次，提升技术供给能力。加快布局引领产业变革的重大前沿技术，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提升共性基础技术供给能力，围绕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产业共性技术攻关，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符合市场规律和科技创新规律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最后，加强粮食、能源等重要资源生产保障。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稳住主产区和功能区“基本盘”，着力稳定国内粮食生产。扎实推进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提高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保障能力。

　　精准发力，持续优化投资结构。要顺应需求结构变化，精准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促进生产和消费“双升级”，推动供需动态平衡。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加快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建设，支持智慧城市、智慧物流、智慧医疗等示范应用，推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智能化改造。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现代交通、信息、电力、管道等的规划、布局和建设，提高中西部跨区域基础设施畅通性。着力扩大制造业投资。理顺制造业与房地产、金融业关系，引导优质资源向制造业集聚。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改造，拉动国产装备、系统集成、工程设计和施工等市场需求。加大机器人、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投资力度。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投资计划管理等配套制度，依法加强政府投资资金统筹使用，深化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应用。加大土地（海域）、金融政策对投资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

　　建设统一市场和高效流通网络。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人员、技术、资本、服务等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保障。要大力打破区域市场分割，健全流通体系，提升流通效率，促进产销顺畅对接。一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消除各类市场封锁和地方保护，落实并巩固维护“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建立破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工作机制。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全覆盖，综合运用督查、抽查、通报、考核等手段，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建立健全现代监管体系，统一市场监管，完善反垄断执法体制机制，加大执法力度。二是健全流通网络布局。加快完善流通网络规划，构建全国骨干流通大通道体系，布局国际级和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着力提升节点城市流通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布局能力和商业资源带动作用，优化城乡网点选址、网点规模、业态选择。加强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重要商品储备库、农村物流设施等流通设施建设。

　　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围增收。收入是民生之源，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加快建立更加有效的收入持续增长机制，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首先，完善初次分配政策体系。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更加重视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的市场价值。丰富居民投资理财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渠道。其次，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保障基本民生的力度。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鼓励发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最后，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扶持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破除影响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等重点群体增收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完善税收、住房、社保等配套支持体系，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

　　（作者：盛朝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政策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