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煦

　　廉洁，是关乎政治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倡导廉洁操守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对于如何确保官吏和政府的廉洁，历代学者多有阐发，其中先秦思想家韩非的《韩非子》高扬“法”的精神，为后人理解并践行廉洁政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作为身处先秦乱世的思想家，韩非高度重视廉洁问题。他强烈抨击官吏寡廉营私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非子·亡征》指出“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这就是说如果官职可以靠权势求得，爵禄可以用钱财买到，国家将亡！而如何遏制官吏贪腐营私？不同于同时代儒家、墨家等重视个人道德修养，韩非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明确强调“法治”的根本作用。他认为只有确立了法律制度并严格加以执行，才能遏制官吏百姓的私欲、私行，营造守法奉公的社会氛围，进而使国家富强。

　　《韩非子·有度》指出，“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韩非看来，法令严明，就像“寄千金于羿之矢”，意思是把千两黄金置于神射手后羿弓箭的保护之下，那么即便是柳下跖这样贪婪的大盗，迫于刑罚的压力也不敢去偷取。只有厉行法治，国家才能有效地治理一个“贤与不肖”并存的复杂社会，才能威慑罪人、令“邪者反正”。

　　韩非强调法治，不单要立法，还要执法、守法，要国家政令统一，还要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因此他在强调“以法促廉”的过程中，还指出了一系列保障性的原则问题。

　　国家确立法律制度，必须规则明确，执行精准，不能给官吏上下其手、以权谋私的机会。《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赵简子派人下去收税，税吏向他请示税额高低。赵简子说：“别太轻也别太重。太重了，利益都归了国家；太轻了，利益全归了百姓。只要官吏从中捞不到私利，轻重就适度了。”结果贤士薄疑就调侃赵简子说：“君之国中饱。”意思是说赵简子这种原则上陈义甚高，但毫无具体标准的税额指示，只能造成上面的国家、下面的百姓都得不到好处，只有“中间”这群奸吏营私舞弊吃了个“饱”。出现这种恶劣情况，正是法律政令规定不清、缺乏实际约束力的结果。

　　国家的法律政令要连贯统一、立意清楚，不能前后抵牾。《韩非子》写道：有一个延陵卓子，他用骏马驾车，马前装饰着交错的钩、勒，后面则有锋利的鞭针，给马制造了很多障碍。驾车的时候，马要前进时他往后紧拉缰绳，马要后退时他却用鞭子抽打。马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好往左右乱跑，结果卓子大怒，抽刀砍断了马腿。当时的名驭手造父看见了，就流泪叹息，伤感于马的遭遇，也联想到了现实中的官吏廉洁问题。一国之法令制度，应有利于惩恶扬善、扬长避短。不能任意制定、变更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官员百姓无所适从、进退两难，发挥不出法律应有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实行法治，要求执政者率先秉公奉法，避免因个人好恶以及身边亲信的干扰而伤害廉正之士。韩非认为，君主与左右亲近小人一起讨论贤士的品行，是“与不肖论贤”，不但令贤士蒙羞，君主决策也会悖乱。更何况廉正之士往往不屑于“以货赂事人”，也就很难得到权臣近侍的引荐。长此以往，国家进贤之路必然断绝，政治也就会腐化混乱。《韩非子》中的一则西门豹故事说：西门豹做邺城的长官，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秋毫之端无私利”，因而也就怠慢了君主的左右近侍。这些近侍就勾结起来中伤他。结果为官满一年，西门豹竟然没有通过考核，差点被罢了官。第二年，西门豹在地方上横征暴敛、搜刮百姓，极力贿赂巴结那些君主的左右近侍。于是一年后再次考核，西门豹竟被评定为治绩卓著，国君还亲自去迎接他、向他下拜。这则故事告诫人们，要确保法治的顺利推进，执政者本身首先要能够遵行法度、远离佞幸、秉公决策，如此才能营造出清朗公正的政治生态，廉正之士才有“底气”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志向。

　　除了站在国家和君主的立场上强调以法制促廉洁、去私利，韩非也对官吏提出了廉洁方面的从政要求。《韩非子·饰邪》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能让官吏们“去私心行公义”，既要通过严格立法以实现，也要靠官吏们砥砺操守、守法奉公来维护。在《韩非子》中有“子罕不受玉”的著名故事，宋国有人把玉石献给执政官子罕，子罕不接受。那人说：“这是宝玉，理应送给您这样的大人用。”子罕答：“你把玉当做宝，我却把不接受你的玉当做宝。”在韩非看来，像子罕这样节欲望、轻财货、廉洁奉公，才是满足了国家的利益需要，也符合从政的行为准则。

　　尽管强调“无欲”，但不同于儒家、墨家等追求道德的纯粹和超越，韩非仍承认人“欲”存在的合理性。《韩非子·解老》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人有欲望不可怕，关键在于这种“欲利之心”是否有度。所以韩非引用《道德经》中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强调人应当根据国法的要求把个人私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正当途径来满足自己合理的欲望，否则“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就会陷入“迷”的歧途。在这方面，《韩非子》里记述的公仪休就是一个“明白人”。公仪休做鲁国的宰相。他喜好吃鱼，结果举国上下都争相买鱼献给他。对此公仪休一概不收。他弟弟就问：“您爱吃鱼，却不收鱼，是为什么？”公仪休回答：“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收。假如收了，就得迁就那些送鱼的人、满足他们的利益；迁就他们，就要违法谋私；违法谋私，我就会被罢免相位。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人送我鱼了。而且丢了做官的俸禄，我自己也没办法再搞到鱼。我现在不收鱼，就是为了保住相位，能长长久久地自己搞到鱼吃啊。”公仪休是个有私欲的人，但他能够清醒地判断眼前小利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能够以合法的途径来实现个人的利益，既没有因小失大，客观上还将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契合起来，实现了“双赢”。当然，这些良好的个人操行，在韩非看来，并非出于什么德性，根本上还是因为有法的约束和震慑。

　　韩非的《韩非子》中蕴含的倡廉去私、守法奉公的法治主张，成为中华文明自古相传的宝贵思想财富。今天，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征程中，韩非“明法、致公、倡廉”的思想仍能给我们带来诸多教益和启迪。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