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而农户收入增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既有研究农户收入的文献中对于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问题，由于样本选取等的不同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山东省东中西部三个地区598个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农户个体变量和家庭变量后，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均对农户收入有极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社会资源越丰富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也越高，金融资源越丰富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同时社会资源与金融资源存在交互作用，对高社会资源农户来说，金融资源对其家庭人均收入有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对高社会资源的农户来说，金融资源对其家庭收入的助推作用极其明显。但这一效应在低社会资源农户中并不存在，即对低社会资源农户来说，金融资源的多寡对其家庭收入的高低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金融资源；社会资源；农户收入；乡村振兴战略；“三农”；普惠金融；精准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杂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指出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1]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3（1）:4-5.][1]，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农民，而农民的收入增长是其中的关键。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面临天花板和地板双重挤压，农民工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十三五”时期的重点工作，其不仅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前提条件，更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差距和公平性。薛宇峰[][5]通过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析，认为农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东部发达地区最高，西部贫困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差距最小。刘长庚和王迎春利用2003-2010年的有关数据，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各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差距最大，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对农民纯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6]。

　　二是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Gustafsson&Li[][7]发现地区内部之间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总体差异的贡献为20%，而地区之间差异的贡献为80%；辛翔飞等[][8]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重要因素，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异的15%由地区禀赋造成；Wan&Zhou[][9]以及Wan[][10]发现地理因素是导致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而资本投入是影响农户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高梦滔和姚洋[][11]的研究表明，通过教育和在职培训，可以有效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卢立香、陈华研究认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二三产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12]。陈跃等选取中国1993-2011年相关数据，研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研究表明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及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拉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落入“财产性贫困”陷阱的风险正在增大[][13]。国内外学者对农户收入研究成果丰硕，除上述研究外，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一)社会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窗体顶端

　　自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1980年提出“社会资源”这个概念以来，社会资源就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源是指为了应对需要，满足需求，所有能提供而足以转化为具体服务内涵的客体。农户社会资源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宗族关系、乡邻关系、同学关系等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经济支持，信任与合作提供的精神支持等，经济属性指社会关系网络提供的信息、人际关系等资源形式，引导人力资源的流动和减少交易成本支出，从而增加农户收入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此做了许多有益探求，王格玲[][14]认为社会资源直接影响农户的资源获取和收入。谭洪业等[][15]将人情礼支出作为衡量拥有社会资源多少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较高的人情礼支出表明农户进行了较大的家庭社会资源投入，借以带给农户更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农户获得家庭经营性收入、打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奠定了较好的人情关系基础。卓玛草等[][16]通过对农民工实地抽样调查表明，近83%的农民工依靠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流动与就业，无论利用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对其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刘倩[][17]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投资将优化资源配置，加深了社会资本对收入作用机制的理解，尤其是从长期来看社会资本对造成收入差距、收入分层起着重要作用。周晔馨[][18]通过分析发现社会资源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刘彬彬等[][19]研究发现社会资源影响农户收入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社会资源低于门槛值时，农户收入受社会资源影响不显著，当社会资源高于门槛值时，农户收入提高的多少受其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寡影响较为显著。而且谢家智等[][20]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一步研究发现，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源并未明显影响农户收入差距，而脱域型社会资源更有利于农户收入增加，进而刺激了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

　　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中介作用，对资源网络和关系延续性的作用非常明显，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它具有地域性、结构性与功能性特征[][21]。社会关系网络非常复杂，个人作为其中一个节点，借助于亲戚、同学和朋友等社会关系与社会关系网络相连接，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又以血缘、学缘和友缘等社会关系网络为圈点，形成一种蜘蛛网式的立体[][22]。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因此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源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经济往来乃至家庭收入。故此，提出我们研究假设1。

　　假设1：社会资源正向影响农户收入，社会资源丰富的农户，家庭收入更高。

　　（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农业增收遇到瓶颈和农民打工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农户收入要想实现可持续甚至递增发展，必须摄取必要的增收资源。多项研究表明，农户投资和获得信贷资源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23]，因此金融资源是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关键变量。金融资源是指金融服务主体与客体的结构、数量、规模、分布及其效应，与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系列对象的集合体。白钦先将金融资源分为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24]，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是广义的货币资本或资金，是其最基本层次，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是其中间层次，分为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是其最高层次，是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25]。由于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农户联系最直接和最密切，因此在本文中的金融资源特指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

　　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散见于农户贷款与农户收入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有三种研究结论。第一种是农户贷款对农户收入有正向相关关系。如何广文通过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发展，发现农户贷款对农户收入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6]；许崇正和高希武从理论上也认为农户贷款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27]；戴淑庚等认为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与地区间金融资源差距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地区间金融资源差距的变动能引起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同方向的变动[28]。第二种是认为农户贷款对农户收入有负向作用。如温涛等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认为其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负效应[29]；谭燕芝通过农村金融相关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增收正向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却负向促进农户增收[30]。第三种是认为农户贷款和农户收入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效应不明显。如戎爱萍通过对农户户均贷款与户均纯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户贷款对其增收作用有限，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31]；平新乔等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倒U型的Kuznets效应，短期内金融发展由于在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明显地有利于高收入组家庭，而不利于低收入组家庭，因此其将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但长期来看则截然相反[32]。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上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在衡量金融资源与农民收入的指标选取上差异较大，以往研究常以农户实际贷款金额为金融资源的主要指标，但这一指标受投资机会、农户自有资金、农户贷款次数等的影响，因此数据出入较大，未客观反应出农户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本研究拟以正规金融机构授予农户的授信额度为金融资源的测量指标，授信额度的大小是农户综合实力的客观反应，因此更贴合农户实际的金融资源摄取能力。农户收入以农户人均纯收入为测量指标。进一步探讨金融资源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并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农户的金融资源正向预测农户收入。即金融资源较丰富的农户，家庭收入也较高。

　　（三）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共同作用

　　我们推测，社会资源作为一种更广泛的资源将深刻影响农户金融资源的获得和家庭收入，结合假设1,被试可以被分为两种典型类型：社会资源多和社会资源少。而这两种农户由于具有不同特点,其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预测作用也可能有所不同。社会资源多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更容易获得帮助和支持，同时投资机会更多，融资更容易，因此对这类农户而言，金融资源的助推作用将会更大，农户收入受金融资源的影响更大。社会资源少的农户，在农户生产经营中更倾向自给自足，小农意识较强，家庭收入的增加更多依赖辛勤劳动而不是合理投资，因此其投资机会少，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较低。对这类农户而言，金融资源的多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大。由此可推论出假设3。

　　假设3：社会资源在金融资源和农户收入间起调节作用。对社会资源多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源能显著正向预测农户收入，对社会资源少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预测作用不明显。

　　二、方法与模型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控制农户个体变量和家庭人口变量，看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独立作用，同时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从而深入揭示社会资源、金融资源与农户收入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为更好地促进农户增收，优化现行农业政策和金融产品，提供实证参考。

　　（一）数据来源

　　山东的人口省情、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总量省情、经济结构省情、要素禀赋特征省情、区位特征省情等都与中国国情高度相似[][34]，尤其是山东还是典型的经济大省、“三农”大省，其省内东中西部区域也同中国国情相似，发展不均衡。所以本文选取山东不同区域的数据研究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典型意义。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笔者所在课题团队对曹县、济阳、高密三地农户贷款的追踪调查，上述三地区分别代表山东西部、中部和东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且依次对应欠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样本代表性较强。调研人员由高校研究生、涉农金融机构信贷员和村会计组成。初期对700户农户进行调查，由于农民进城打工居住等原因，最终得到有效样本598个。其中曹县203个，占33.9%；济阳201个，占33.6%；高密194个，占32.5%。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

　　本研究中因变量为农户人均纯收入，自变量为金融资源，调节变量为社会资源，控制变量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人口、田地亩数、农户性质（农户或个体工商户）和区域。

　　农户人均纯收入的测量：采用问卷调查法，请农户填写2015年家庭纯收入和家庭人口，用家庭纯收入除以家庭人口得到农户人均纯收入。调研团队在村会计和涉农金融机构信贷员的带领下，对其总收入（农业收入、财产性收入、打工收入、经营收入等等）和总支出（食物支出、农业生产资料支出、婚丧嫁娶支出、建房或购房支出、通讯支出等等）每项都有明确询问，最终得出比较详实的农户人均纯收入。

　　社会资源的测量：用2015年家庭人情开支作为测量农户社会资源的指标。以往研究中人情开支主要包含婚丧嫁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开支有了很大变化，其参照指标有待完善，为此我们在以上基础上又增加了节日人情礼品费用、日常请客费用、生日宴会红包、升学宴会红包和生病看望红包，初步统计有93.65%的农户其后5种支出占人情开支的三分之一以上。我们推测：社会资源丰富的农户，人情开支必然大；反之，则小。

　　金融资源的测量：因本文中的金融资源特指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农户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的资金额度。以往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请农户自己填写得到的金融资源数额，这样收集到的数据只能反映农户拥有的部分金融资源，但不能反映农户摄取金融资源的能力，而农户摄取金融资源的能力大小才是反映其金融资源多少的更重要变量。因此我们对金融资源的测量进行改进，请农户客观填写其2015年贷款证上的授信额度，因为授信额度是金融机构对农户综合评价后给出的信用额度，更能反映出农户所拥有的金融资源。

　　由表1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差距较大，尤其是其极值和标准差数值较大，较上个世纪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农户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明显；农户授信额度最高达到60万元，而且其标准差达到8.85万元，说明其授信金额差距较大，这主要与农户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和涉农银行授信政策有关；农户人情开支差距非常大，最高极值35万元，最低的才0.1万元，且其标准差是均值的近两倍，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情开支均值与其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经非常接近，分别为1.84万元和2.05万元，说明现在农村地区人情开支非常大，俗话说“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也就更加印证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尤其在农村地区更加明显（详见表1）。

　　（三）模型建构

　　在考察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时，因变量为农户人均纯收入，属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公式如下：

　　三、结果与讨论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检测

　　为检测共同方法偏差,对3个研究变量(金融资源、社会资源和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一因素被析出,表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变异。

　　（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通过对重要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其他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本研究中的农户纯收入、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源3个变量之间，相关都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详见表2），因此，在下述结果分析中,需要对所有变量都加以考察。

也越高，这同时也说明在农村农户多数愿意与涉农金融机构打交道，以便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源；社会资源越多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也越高，这同时也说明在农村农户也在不停地积累和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以便使整个家庭人均纯收入更高。因此，研究假设1和2得到了验证。

　　（四）金融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交互作用——社会资源的调节作用

　　在主效应显著的基础上，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分别考察社会资源对金融资源和农户收入的调节作用。一是将研究中各变量去中心化，避免共线性的问题；二是将人口统计学变量纳入分析；三是在SPSS中通过三个步骤，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中：（1）将自变量金融资源纳入方程，对因变量农户收入进行回归，主要考察两者之间的主效应；（2）将调节变量社会资源纳入回归方程，借以考察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3）将自变量乘以调节变量，即金融资源乘以社会资源纳入回归方程中，考察两者的交互作用，效应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

表4  社会资源的调节效应

Tab. 4 Moderater effect of social resources

高时，其家庭人均收入随着金融资源的增长而大幅提高，当农户社会资源较低时，其家庭人均收入却不受金融资源的影响。因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即社会资源在金融资源和农户收入间起调节作用，对社会资源多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源能显著正向预测农户收入，对社会资源少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预测作用不明显。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农户个体变量和家庭变量之后，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源均对农户收入有极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金融资源越丰富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社会资源越丰富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也越高。同时社会资源与金融资源存在交互作用，对高社会资源农户来说，金融资源对其家庭人均收入有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对高社会资源的农户来说，金融资源对其家庭收入的助推作用极其明显。但这一效应在低社会资源农户中并不存在，即对低社会资源农户来说，金融资源的多寡对其家庭收入的高低没有影响。这一研究结果给予我们两点启示：

　　1．人情社会中社会资源较多的农户优势明显。社会资源多的农户，不仅能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而且能从这种资源中获得“真金”。这种人情开支与物质获益的联系可从社会交换理论[35]中找到答案。该理论认为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换，人们在社会交换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社会交往都不是零和游戏，参与者往往可以从他们相互交往中得到更多想要的东西，如果个体在社会互动中首先做出物资上的让步，互动对方便会给予其更多的感恩、尊重、人际接纳等积极反馈，从而使先让步的个体物质精神“双丰收”。

　　2．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助推作用不能一概而论。金融资源具有一般资源的共性，它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其能否合理利用而表现出巨大差异。那么什么样的农户更能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使其成为提高家庭收入的有力因素呢？本研究表明，社会资源丰富的农户或善于投资社会资源的农户，更能合理利用金融资源。对那些社会资源少或不善于投资社会资源的农户，金融资源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因此要想让广大农户提高收入，单靠增加金融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对社会资源少的农户而言，要提高其收入需要其他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比如提供就业机会、培训、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

　　（二）政策建议

　　为有效提高农户收入，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应深入开展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对于高社会资源的农户，应提供更高的授信额度，满足其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需求，进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适当增加税收，通过转移支付控制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对于低社会资源农户，应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其工作技能和个人能力，增加其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工资性收入和创业能力，同时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对其实行精准扶贫，在教育、税收上给予优惠或减免，间接提高其家庭收入；三是为克服金融资源在促进高收入农户家庭增收效果较为明显，而低收入家庭增收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从而防止扩大农户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应大力实施普惠金融，有效提升农村金融资源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四是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其对农户积累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均具有较强的助推作用，对于提高农户收入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户具有正向效应的互补性，获得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户，其人力资本得到提升，能更好地运用金融资源，因而产生金融发展的“涓滴效应”，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五是把精准扶贫与社会资源、金融资源结合起来，让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政府企事业单位在帮扶贫困户的同时，形成扶贫命运共同体，资源共享，让更多的资源通过扶贫注入到农村，将极大地改善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

作者简介：王成利，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