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艳玲 张慧

　　《 学习时报 》（ 2026年03月27日 第 03 版 ）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处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是感知社会冷暖的“温度计”，也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是提升效率的辅助工具，更是驱动治理模式发生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变量。积极推动基层智慧治理平台建设，以技术的穿透力重塑基层治理的逻辑、流程与能力，切实筑牢国家治理的根基。

　　基层智慧治理平台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民情民意感知、汇聚、分析、响应能力作为基础工程系统性建设，通过多源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将碎片化民意转化为可计算、可预警的公共知识库，并为基层治理以及其他层级治理提供实时精准决策。基层智慧治理平台，是技术工具的创新，是对基层治理主体性的技术赋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工程。

　　在实践中，基层智慧治理平台通过构建多维度的数据采集网络，将居民的需求、意见和反馈实时纳入治理视野。这种全面感知的能力，不仅提升了基层对问题的敏锐度，还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潜在的风险点，并生成预警机制，从而实现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的转变。此外，基层智慧治理平台还注重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技术素养，使其能够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更高效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拉近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这一系列举措，共同推动了基层治理体系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从“应诉”到“有数”的理念转变。推进基层智慧治理平台，首要任务是实现从“应诉”到“有数”的理念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基层治理逻辑的质变——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判。目前各地探索的“接诉即办”“民意速办”“城市大脑”等实践，主要仍聚焦于“应诉”层面，即回应群众诉求。而“有数”则意味着主动构建一套能够反映民情全貌、预测民生趋势、支撑科学决策的动态数据体系。这要求不仅要汇集市政热线、网格员上报等信息，更要融合社区智能安防、物联网传感器、居民线上互动等多维数据，形成鲜活的社区数字画像。有的城市也探索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诉求进行多维标签化分析，将治理关口从“事后灭火”前移至“事前防火”，变“接诉即办”为“未诉先办”。这种转变实质上是将党的群众路线延伸至数字空间，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治理闭环。

　　从更深一层看，“有数”还意味着构建一套完整的民情知识生产体系。这包括建立民情特征的分类标准、民生诉求的演化模型、社区风险的预警指标，以及群众满意度的动态测量体系。有了这套体系，基层治理避免了对“经验主义”的依赖，在科学、量化、可验证的民情认知基础之上，决策也迈向了“精准化”。

　　在技术精度中体现治理温度。技术赋能的关键，在于将社会管理的颗粒度转化为民情民意识别的精细度。细化民情民意识别，本质上是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对民情的微观解析。这需要在三个层面着力：首先，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群众口语化、情绪化、碎片化的表达中自动提取核心诉求、情感倾向与紧急程度，实现民情信号精准识别。其次，通过构建“人—事—地—物—组织”知识图谱，将表面问题关联到深层矛盾，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通过时序预测模型，预警民生诉求的爆发节点与空间分布，为主动介入赢得窗口期。这种技术赋能使基层得以用有限资源实现更高精度、更有温度的服务，同时也为各级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民情民意依据，凸显了基层治理对其他工作的重要价值。

　　在数据贯通中破解系统围城。面对基层工作人员重复录入信息，陷入“系统围城”的情况，需要搭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智慧治理中枢系统。智慧治理中枢系统不是简单的技术集成，而是在以下几个层面实现贯通：纵向打通市、区、街道、社区、网格五级数据接口，建立民情信息“一次采集、逐级叠加、按需分发”机制。横向以街道为枢纽节点，与公安、民政、卫健、教育等部门签订《数据共享责任书》，明确各部门须实时开放与民生强相关的核心问题，并建立“部门数据不开放，基层有权不录入”的双向约束机制，形成治理“一张网”。向内为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两新”组织分配标准化数据阅办账号，设定不同密级和操作权限，让社会组织也能在授权范围内调用脱敏数据开展服务，构建协同共治的数字生态。向外开通面向上级政府的民情态势专报通道、面向专家的算法评估接口、面向居民的诉求公示栏，形成“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外智输入”的开放系统。具体而言，智慧治理中枢系统功能聚焦：一是民情感知中枢，集成多渠道数据汇入与智能清洗；二是民情分析引擎，内置标签体系与算法模型，实现自动分类与趋势预测；三是决策支持系统，提供可视化民情看板与政策模拟；四是协同处置平台，支持跨部门工单流转与联合会商；五是群众参与门户，搭建线上议事厅与民意征集栏。如此，基层才可能从“责大权小”的困境中解脱，使“看得见的问题”与“管得了的部门”真正对接。

　　此外，还需要抓住三个关键：一是党委对数据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市、区两级成立由党委主要领导牵头的数字治理领导小组，将数据整合共享纳入党委巡察和绩效考核，对部门数据垄断行为实施问责，确保技术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二是基层数据确权与反哺机制。探索出台《基层治理数据共享条例》，明确街道、社区对属地数据的所有权，规定上级部门调用数据须向基层备案并反馈分析成果，防止“数据上收、责任下移”。三是人机协作的刚性约束。强制保留一定数量的人工干预和核查环节，对算法标记的高风险工单必须由社区书记和网格长实地走访复核，群众对处置结果不满意的可启动申诉通道，确保技术始终在阳光下运行。通过技术穿透力将“身入心至”的治理追求转化为可量化、可预警、可协同的制度性能力，才可能让基层真正成为治理体系中感知最灵敏、响应最迅速、决策最精准的“神经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