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将比较方法用于政治学分析由来已久。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赢得国家独立，这些国家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怎样获得持续发展，成为比较政治学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比较政治学研究较多关注制度比较，即预设一种理想的制度模型，以此为标准去衡量研究对象的政治制度。从制度模型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充实了政治学理论，但也存在明显缺陷。早在古希腊，就有学者在比较了100多个城邦政体后指出，在一个城邦表现优良的政体，在另一个城邦可能就是无效政体。有政治学研究者认为，各国政治制度之间最重要的分野，不在于治理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效能。事实上，当今世界实行同样政体的不同国家，其治理状况也有着天壤之别。这显然不仅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存在治理能力的巨大差异。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对各国治理能力的一次大检验，也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在不同国家发生。各国制度形态不同，应对这一挑战的理念、政策、效果也不同。感染率、死亡率、经济复苏情况等都可作为衡量制度效能、治理能力的标准。从治理能力、治理效能等方面综合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考虑国情差异、文化差异，这样的研究才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可见，评价一种制度的优劣，离不开对治理效能的考察。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制度效能，有必要将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

　　政治学是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学。我们不能把既有的西方政治学理论视为政治学理论本身，认为研究这些就是研究政治学；也不能在实证研究中聚焦一些碎片化问题，纯粹为了研究而研究。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学首先是立足本国实际的治国理政学说，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构建政治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而言，应潜心研究当下的“新历史”，以我国政治实践为立足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从实践出发深入阐发政治运行特点，不断丰富政治学理论体系。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外政治学研究者致力于探索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背后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原因。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尤须扎根中国大地开展研究，围绕我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问题，围绕我国和其他国家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提出体现中国立场的理念、主张、方案，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学术流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要部署，为政治学研究者把握新时代的新特征新趋势、进一步深化治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中国政治学界应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中国语境和实践对治理理论进行多样化阐述、本土化提炼，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展研究，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学学术支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中国大地不断丰富发展中国政治学，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