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佳兴 王学斌

　　1921年10月，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在百年考古实践中，中国考古人形成了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100年来，中国考古人实现了中国考古发现的重大突破。在数量上从零星发现到遍布全国、地域上从单一地域到多元分布、时间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内容上更是包罗万象。自渑池仰韶遗址发掘算起，百年来重大考古发现已遍布全国各地，犹如“满天星斗”；考古发现的地域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在辽河流域、珠江流域不时也有重要考古遗址现身；重大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等时期均有遗存，其内容包括盔甲战马等兵器、骨笛编钟等乐器、铜鼎玉钺等礼器以及竹简帛书等文献。这些发现真正“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100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明起源取得重大进展，学界对文明起源模式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突破，从而实现由“中原中心”论到“多元一体”论的变迁。在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上，官方宣布距今5500—3500年的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等都邑性遗址，实证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了“古国时代”。坚实的考古资料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多元一体过程，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与此同时，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成就，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或为陪葬品，或为生产工具，为我们彰显了史前中国灿烂的玉文化，揭示出玉器是中华早期文明构成的重要元素。近期再度热议的三星堆遗址，为我们展示了地域特色浓厚的青铜文明，显示出早期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互动，凸显出青铜器在中国文明的独特地位。还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秦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其风格浑厚、洗练，富于感人的艺术魅力，它既继承了战国以来中国的陶塑传统，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化体系，古代中国同外部的交流从未停歇。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古代中国的灿烂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更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大同的云冈石窟等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与艺术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以瓷器、丝绸、漆器等为代表的中国手工业技术发明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揭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证明了中国在古代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变迁与创新的结果，更是近代科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贯穿中国考古学的一条红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启社会历史重建之路”为特征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开始形成。中国考古学派坚持严谨细致的田野发掘是获取考古资料的唯一手段，秉承“考古资料与文献材料结合”的实证传统，传承以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等为方法，以区系类型理论为指导，侧重古代中国社会面貌的揭示，最终有效阐释了文明起源及发展的中国道路。百年来，中国考古人不怕困难、不惧挑战，“以手铲释天书”，不论大漠戈壁、雪域高原，或者顶风冒雪、烈日曝晒，总有考古人的身影。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知我中华’是中国考古学的当代使命，是‘振兴中华’大业对考古学科的时代召唤，是五千年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灵魂和精神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新时代的考古人不但要坚持“修国史、写续篇”的初心，还要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