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核心阅读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要找准二者协同发力的着力点，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总结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之一是“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一条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是相对的，经济运行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动态过程。宏观调控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出抉择，同时要注重两方面协同发力。放弃需求侧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放弃供给侧谈扩大有效需求，都是片面的。概言之，解决供需失衡问题，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进而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2015年以来，党中央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任务。2018年，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要求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对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

　　扩大有效需求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稳定经济运行。社会总需求由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构成，前者指出口需求，后者指消费、投资需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大幅收缩，我国立足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稳定了经济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出口增速回落导致工业生产大幅下降，我国出台以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一揽子计划，促进经济企稳回升。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总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及时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调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二者协同发力，是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有效之举。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动能减弱。我国经济恢复面临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叠加带来的困难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2020年以来，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既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我国强大生产能力优势，推动结构调整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长期增长潜力；又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高水平的供需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协同发力需要把握好的几个重要方面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坚持二者协同发力，需要把握好几个重要方面。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无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扩大有效需求，都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使供给结构符合需求结构升级方向，以优质高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以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创造引领新的需求。扩大有效需求，要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只有释放二者协同发力的巨大潜力，才能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着眼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我国不可避免要遇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干扰和阻碍，会遭遇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更大力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盘。强调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绝不是要弱化国际循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内外需市场本身就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既要充分发挥和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又要着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使国际循环更有效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牢牢把握系统观念这个方法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强调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强调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提高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必须牢牢把握系统观念，找准既能够形成高质量供给又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的结合点，在政策上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确保实现在多重目标中的动态平衡。

　　抓住新形势下促进协同发力的着力点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要找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的着力点，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着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历来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特别是一些国家对我国科技遏制不断升级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完善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深化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完备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一些国家推动所谓“去风险”和“友岸外包”，我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显得尤为紧迫。面向未来，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类脑智能、未来网络、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一批未来产业，广泛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的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应用，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

　　着力增强经营主体活力。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重在增强经营主体活力。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标志性举措。健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体制机制，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加大高端装备、智慧物流、绿色低碳等领域应用场景开放力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新场景开发建设。

　　着力增强内需主动力。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促进居民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和消费场景的投资。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培育发展新动能。

　　着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增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稳定外贸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开放，破除影响外资准入的隐性壁垒，保障内外资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积极回应外资企业诉求，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增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