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建

　　《 学习时报 》（ 2026年06月26日 第 02 版 ）

　　伴随生物技术快速革新与全球人员物资高频流动，生物安全风险的跨界传导与复合型特征日益凸显，已成为牵动全球公共安全、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重大议题。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前沿生物技术快速迭代、外来生物入侵频发、实验室安全隐患凸显，多重生物安全风险呈现交织叠加、跨境传导、全域扩散的复杂态势。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进入深度重构的关键阶段，治理主体结构、风险防控维度、国际规则体系均发生系统性转型，同时体系内生的深层矛盾持续凸显，正深刻重塑全球生物安全整体格局。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加速迭代重构

　　治理主体愈发多元，多层次协同共治网络逐步成型。传统单一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彻底转变，形成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科研学界与社会公众多方联动的治理新格局，主权国家始终是治理核心支柱，承担立法监管、资源调配、应急指挥等核心职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权威国际机构，在全球规范制定、风险信息共享、跨国行动协调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私营企业与科研力量的治理价值持续凸显，非政府组织与基层公众通过科普宣传、行为引导、监督问责等方式筑牢基层防线，各主体分工协作、相互赋能，构建起跨领域、多层级的协同治理框架。

　　治理范围实现全域延伸，风险防控维度持续精细化拓展。传统生物安全治理仅聚焦国境检疫、传染病防控等基础领域，当下治理边界已全面拓宽，覆盖实验室安全管控、基因技术伦理规制、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威胁防范等全品类风险领域。当前生物风险诱因发生显著变化，自然致病原体风险占比逐步降低，实验室违规操作引发的微生物泄漏、合成生物技术滥用、现代交通加速疫情跨境传播等人为风险，成为主要安全隐患。各国据此持续拓宽防控边界，治理场景全面覆盖社区、医疗机构、科研实验室、边境口岸与自然生态系统，搭建起源头、过程到终端的全链条管控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规范、技术标准、伦理审查、公众教育等多元手段，让风险防控更加全面精细。

　　治理规则日趋国际化，多边协同合作成为全球共识。生物安全风险天然具备跨国传播属性，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一系列核心国际条约构筑起全球治理的法治根基。《国际卫生条例（2005）》明确了各国公共卫生应急的协作义务，《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筑牢生物防扩散底线，《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规范了转基因生物跨境流动行为。在法律框架之外，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规范、我国牵头制定的《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等软法规范广泛普及，有效弥补了制度短板。常态化、制度化的多边合作，已然成为全球应对生物安全挑战的核心路径，持续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迈向规范化、体系化发展新阶段。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存在的风险点

　　协同治理效能不足，规则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现阶段多元共治框架虽已成型，但信息壁垒、利益博弈、协调缺位等问题长期存在，大幅削弱了跨国治理合力。各国基于主权安全、经济利益等考量，对生物监测数据、病毒样本等核心资源设置流通壁垒，造成全球风险预警体系出现监测盲区，难以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各类国际治理机构存在职能交叉、权责空白等乱象，在应对突发生物安全事件时容易出现政策冲突、协同滞后等问题。在规则层面，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生物安全管控标准，各国实验室安全分级规范参差不齐，部分发展中国家及民营机构管控标准偏低，极易引发病原体泄漏风险。针对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技术，国际统一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各国规制标准不一、各行其是，规则体系的碎片化大幅降低了全球协同防控的整体效能。

　　全域防控存在明显短板，南北技术鸿沟持续加剧安全风险。全球生物安全全域无缝防控的目标尚未落地，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基层检测能力薄弱、监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难以在萌芽阶段识别新发传染病，成为全球生物风险滋生扩散的薄弱地带。跨境生物遗传资源监管机制存在明显漏洞，生物资源非法流失、权益失衡等问题频发，且缺乏完善的溯源追踪与利益共享机制。更为关键的是，全球生物技术发展呈现严重失衡格局，发达国家依托雄厚的科研资金与技术积淀，在智能监测、病原体鉴定、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构建起完善的技术防控体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制于人才短缺、设备落后、科研基础薄弱，长期处于被动防控状态，加之部分发达国家推行技术保护主义，限制核心技术跨境转移，持续拉大生物安全技术鸿沟，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失衡。

　　国际监管体系滞后于技术迭代，新型风险存在显著防控盲区。前沿生物技术高速迭代升级，对应的国际监管规则更新缓慢，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速度。当下人工合成生物、基因编辑等技术门槛持续降低，人为制造、改造危险病原体的风险不断攀升，但相关国际准则多为倡导性声明，缺乏强制约束力，难以形成有效约束。同时，生物安全与网络安全深度交织，生物数据窃取篡改、实验室信息系统网络攻击等新型风险频发，却尚未纳入全球主流治理体系。此外，现行治理机制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慢变量风险应对不足，这类问题极易改变传染病传播格局、加剧疫病外溢风险，但目前缺乏跨周期、跨区域的专项协调治理框架，形成大量治理盲区，持续威胁全球生物安全稳定。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治理协同效能呈现局部提升、整体不足的分化格局。未来全球生物安全合作将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区域公共卫生防护、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持续深化，围绕疫苗推广、外来物种防控等关键风险点，双边及小多边功能性合作愈发活跃，逐步形成稳定高效的区域合作高地。但从全球整体层面来看，全方位、制度化的协同治理仍面临多重阻碍，地缘政治博弈持续渗透生物安全领域，诸多核心治理议题难以形成国际共识。各国在生物资源归属、技术标准主导、公共卫生责任分担等核心利益层面的分歧难以短期消解，全球性治理机构的统筹权威与资源调配能力受限，使得全球治理长期维持微观合作活跃、宏观统筹乏力的不均衡态势。

　　智能化防控技术成为发达国家主导治理格局的核心竞争力。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生物安全领域深度融合，推动防控模式全面迈入智能化新阶段，成为各国抢占治理主动权的战略重点。发达国家依托技术与资源优势，将智能算法、全基因组测序、数字孪生等技术广泛应用于病原体筛查、传播轨迹预判、疫情模拟推演、医疗资源调配等全流程防控场景，大幅提升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的精准性、高效性。技术迭代的差异化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南北生物安全数字鸿沟，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智能防控基础设施与核心技术支撑，被动成为生物风险滋生传播的薄弱区域。智能化技术应用水平将直接决定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层级，使得发达国家牢牢掌控全球治理规则、标准与话语权。

　　多边合作逐步摒弃形式化框架，朝着务实化、区域化方向深度转型。传统原则性、宣言式的多边合作效能有限，各国愈发侧重落地性强、成效明确、权责清晰的制度化合作，聚焦医疗物资储备、边境联防联控等实操领域，追求可落地、可感知的安全红利。地缘相近、生态相通的区域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高度趋同，催生了强劲的区域合作内生动力，非洲联盟推进本土疾控体系与疫苗产能建设、东盟出台区域生物安全合作宣言等实践，彰显了区域治理的灵活优势。高效的区域协同模式能够快速凝聚互信、落地举措，成熟后可为全球治理体系优化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本。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正处于除旧布新的关键阶段，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短板与新型发展机遇并存。唯有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完善统一规则体系、推进技术资源共享、强化跨国应急协同，才能破解治理困局，筑牢守护人类与生态安全的全球生物安全防线。

　　（作者系外交学院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