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筱丹

　　疫情暴露出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些薄弱环节，应以此为契机，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进一步向农村倾斜，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全面提升和改善农村治理水平。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去年底以来的疫情发展形势，暴露出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些薄弱环节，也对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次提出了迫切要求。

　　“三农”在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的压舱石作用。2020年年初，乡土中国在抗疫中显示了巨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当下，我国农村人口大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农业生产仍然有一半以上是小农户自雇型，降低了对外部的依赖性和与外界的接触；而农村基层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坚决阻止人员进出村庄。这些“硬核”优势使中国农村能在2020年春节期间，以低成本遏制住疫情在农村地区的传播，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2020年末的局部农村疫情暴发，并非否定了上述农村的抗疫优势，而是暴露了被“硬核”防疫暂时掩盖的农村治理薄弱环节。农村可以在严格管控时构筑起牢固的“抗疫网”，但当形势缓和，防疫进入常态化阶段，一些社会治理中的弱点则逐渐显露出来，成为率先被病毒攻克的靶点。除了医疗资源方面与城市的差距，农村疫情的引爆点则更加显露出农村治理的隐藏问题。比如婚丧活动，虽在很多地方被纳入“移风易俗”的治理范畴，但在落实时则面临着人情的阻碍，或被视为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大操大办、攀比奢靡在一些地方仍时有耳闻。在某处婚宴上引爆疫情，偶然背后隐藏着这一治理困境带来的必然。

　　中央早在1999年就提出“以人为本”和“全面小康”的重大方向性指引，随后实施了新农村建设、全面减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要的国家战略，到2020年底中国实现全面脱贫，实现了人类发展历史性的突破，在经济连续较高速增长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社会震荡。但农村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短板，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予以解决，社会治理就是其中一项。

　　乡村治理的核心在于“人”。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以宗族和自然村社为基本单元，借助公田、义仓、义学，族规、乡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对村民行为进行约束，对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帮扶，维持乡村基本秩序。工业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扩张，也给乡村治理乃至整个社会的治理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乡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承担成本，在向外输送人才和劳动力的同时，留守乡村的弱势群体则需要给予更多关照。在大量向农村注入资源时，应尽可能保证这些资源的公共性和普惠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当前，农村基本保障和救助体系正陆续建立，农村弱势群体所需要的，除了物质资金层面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关爱、自尊、陪伴或文化等情感敏感性需求的回应和满足。应该将对这部分诉求的解决置于村社发展的长远规划中，将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通盘考虑，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多地比较普遍的经验是通过集中使用村内土地或宅基地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用集体经济的收入来提供社区福利，或是定期给老人分红，或是建立妇女协会和老人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或是村内统一建养老所，老人们既免于孤独，也能相互照应。这些做法应避免按专业领域将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事情分门别类去做，而是将这些事情当作促进村集体与村民之间互动的机会，当作改善社会治理的机遇，当作加强村庄共同体营造和村庄建设的一个个台阶，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久久为功。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当前防控疫情的压力仍在，应以此次农村疫情防控为鉴，把它当作一个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的机会，为深入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实2021年一号文件精神赢得先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