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翠萍

　　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紧密围绕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各项议题。各级政府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产生良好示范效应，数字治理已然成为我国社会治理重要手段。然而，在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同时，“数字留痕”“数据打卡”“指尖空转”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逐步显现，产生了技术在场与效能退场的治理困境。2023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推进数字政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技术赋能要考虑多元因素

　　技术赋能是利用数字技术来赋予某个领域或行业更多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提高效率、改善治理和推动创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领域，主要体现为：一是治理的精细化。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也意味着存在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治理信息，借助各类数字化终端进行数据采集，改变传统的样本式的经验认知，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二是服务的便捷化。数字技术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了时空的局限性，使得“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减时减力上取得突出成效。三是决策的科学化。技术嵌入到治理平台后，通过信息开放、数据共享、组织互动，以“算法”驱动复杂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保证执行通畅和治理高效。

　　但是技术从来都只是工具，对工具的设计、执行与运用才是决定技术影响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技术叠加”不等于“技术运用”，运用技术和工具的主体是重要因素。数字技术作为外嵌型资源，在进入基层治理的同时，需要考虑其与治理主体、治理场景的适配性，需要考虑基层工作中是否真正能够使用好这些新技术，超越治理主体数字能力的技术极容易沦为“盆景”，最终偏离了数字技术赋能的初衷。另一方面，“技术在场”不等于“治理在场”，保障数字治理的规则环境是重要因素。数字治理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治理行为而非技术行为，但是在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治理全域的情境下，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技术万能”的错觉，社会治理的注意力渐次转移到是否应用了数字技术上，忽视了保障数字治理的制度规则的建立，忽略了与之相适配的社会环境的培育。

　　技术赋能要追求治理有效性

　　技术赋能的价值目标是追求治理的有效性，保证社会治理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还要以群众的满意度、成效的显著性作为衡量的重要依据。

　　技术赋能需重点关照“大场景”的数字化。数字治理不能只选择复杂性低、显示度高的场景，关键是要聚焦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群众需求诉求为主线，以“小切口”入场，牵引多元主体参与、向上向下数据流通和跨层级协同保障，开展跨场景的协同治理，创设满足群众期待的“大场景”，推进集成式场景改革，让基层群众在技术赋能中有更多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技术赋能要适配当地数字化能力。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不能片面强调数字技术的工具性，更重要的是评估当地的数字化能力，是否有数字化的内生动力。在承接与转化的过程中，统筹当地的经济发展、人文环境、技术能力，结合制度建设、运营生态和人才支撑，通过可控的成本、适度的功能，适配与当地数字能力相适应的技术手段。

　　技术赋能要关注限度与边界

　　随着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技术赋能的领域在不断延展，技术赋能的边界在不断扩张，然而技术的扩张也可能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技术赋能意味着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正面效能的同时，还需厘清其限度与边界，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消除负面效应，重点是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处理好技术与治理的关系。技术的选择、工具的选用是与社会治理场景密切相关的，技术与治理适配是技术赋能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技术工具“瞄准”治理事务或场景。如果出现“瞄不准”的问题，技术就会脱离实际，无益于治理效能的提升。另一方面，治理理念“引导”技术工具应用。数字化不是简单的应用堆砌，而是在需求牵引下的改革，是对模式流程、体验逻辑、风险管理等进行的革命性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只是手段但不是目的，需要相关治理主体找到制度机制变革的办法。

　　处理好需求与效益的关系。评估技术赋能的效用，可以从场景需求和结果效益两个维度观测。如果治理场景需要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又最终带来了较好的治理效益。或者治理场景中数字技术不请自来，且产生了很大效能，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治理场景需要数字赋能，但是其没有发挥应有效益，这就失去了其重要的功能性。如果治理场景不需要数字技术也产生不了多大效益，却应用了数字技术，这就使数字技术成了摆设。在统筹需求与效益的关系时，要避免走向技术治理的反面。

　　处理好主导与参与的关系。数字治理不仅仅是治理主体的责任，也需要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脱离了群众这一重要治理主体，数字治理的效能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加强数字治理的需求侧挖掘，调研乡镇、社区等基层的需求，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出发，提供数字治理的方法手段，注重群众参与度和透明度，建立开放的沟通机制，吸收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不断调整优化、补充完善。需要吸纳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政府不仅是数字治理的供给者，还是治理服务的融通者和数字社会的服务者，创新数字治理的供给侧改革，充分挖掘社会中的优秀资源，充分动员社区中的潜在力量，引入到数字治理中来，不断丰富数字治理参与的力量。

　　处理好效率与尺度的关系。数字治理既要关注发展动能，提升政务服务、城市运行、社会治理的效率；也要关注群众的感受度，把握好各类服务与治理的尺度，做到兼容并蓄、包容发展。一方面，针对社会共性需求，推进数字治理。充分借助数据分析和智能技术，提炼共性需求的特征，快速响应、快速部署。同时，加强跨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不断评估调整治理策略，确保策略的科学性准确性。另一方面，面向个性化需求，实现包容性发展。建立包容性的数字基础设施，确保更多群体能够获得数字服务和信息。同时，帮助提升其数字技能，确保他们参与数字化进程并分享发展成果，弥合数字鸿沟，促进社会公平和包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