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中国第一大节，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发展过程中，无论遭遇到何种变化，“年”都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传承下来。可以说，“年”是在记忆框架内传承发展，并且呈现出记忆的传统性和建构性。“年”的记忆框架带有选择性质，其选择主要依赖于记忆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生活处境，这就决定了“年”的生活属性以及建构性质。

　　在“年”的记忆框架中，大众传播媒介成为重要的渠道，从年节到来开始，各类媒体就会铺天盖地地报道传播关于“年”的知识、准备和盛况，以及在每年出现的新情况，使“年”从过去的家庭走向更为广大的社会。以陕北“年”的记忆框架为例，从时间框架与空间框架的角度，分别强调了年的核心传统和未来建设的主要要素。比如，陕北“年”在腊月初八到正月二十三这个时间框架内，每天的活动都有规定的具体内容，而且充满了象征含义。大年三十晚上是辞旧迎新的转折时间，这一天的活动汇聚一年的情绪，也是释放未来的希望。其地域框架的核心范围是“家”，以家以及家人为中心构成的熟人关系空间，显然就是人际范围的框架，将时间和空间交织在一起构成的关系不仅是个人、家庭活动范围，而且是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其记忆框架以关键性传统要素为核心实现建构，以生动的形式、鲜活的内容塑造文化记忆。而其关键性习俗在生活过程中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大年三十晚上守岁，打破了以前的家庭范围；压岁钱也在，却多了发红包；传统拜年习俗还多了媒体拜年等。这些习俗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弘扬，使“年”充满了活力和张力。还有许多“年”的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沉积和沉寂，但是在特殊年份就会被重新挖掘、诠释成为国家、民族或者地方的力量源泉，铸造成为文化记忆。

　　年俗的变化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改变有关。城镇化、新农村中的各种关系发生了改变，城镇社区建设应该有新的年俗进来，以此凝聚人心和民心。比如绥德腊月二十三的“送灶马爷”活动堆积了大型“枣山山”，将家庭内部厨房的活动搬上了表演舞台，变成了公共文化活动。这种家庭仪式与公共活动结合，使原先个性化的家庭仪式走向更为广大的空间，变成人们熟知的知识展演，唤醒了人们关于“年”的记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过年习俗发生明显变化。从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就从最开始家庭式的联欢，演变为全民联欢。这种建构考虑到了年俗的传统，但更多的是在主流价值作用下的建构。很多省市县也举办地方性的春节联欢晚会，更多的是地方民间文艺的汇演，成为当代年俗建构的重要行为，也是当地公共文化活动了。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新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极大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因此“年”记忆框架的新内容就会不断涌现。由政府、社区举办与年俗有关的民间文化活动，如2月18日在米脂举办的“米脂县非遗项目展演”，就以米脂秧歌的形式在广场展演。这种传统文化叠加是当代人的逻辑，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为根本。

　　由此可见，“年”的发展需要新的内容，新内容融入到“年”的仪式之中，从而使当代年的时代感、生活感和仪式感彰显得丰富而充分。同时，“年”也是和谐人际关系、建设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年”的传统功能应该融入或者助力当代乡村振兴，以此作为建构精神世界与社会秩序的传统知识。

　　“年”的记忆是国家的、民族的，是有根基的，因此其至少是有对内和对外的两个维度。当“年”的记忆指向内部的时候，它遵循的是年的族群和国家内部框架，共同的情感是凝聚力的来源，它拥有合法的、合理的权威性力量。“年”的记忆以多种方式向外传播，扩大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并通过记忆框架，利用传统资源获得更大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