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版的《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呈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系统阐释，为新时代石窟寺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

　　石窟寺作为集建筑、雕塑、壁画、题记和历史文化信息于一体的中华文明瑰宝，其价值不只在于物质遗存，更在于承载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审美创造和文明记忆。因此，石窟寺保护不能停留于单体修缮和局部抢救，而应立足构建石窟寺文化序列，厘清其时间脉络、空间联系和人文价值，把研究阐释、系统传承、活化利用贯通起来，形成发掘、转化与反哺相互促进的循环，实现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加强石窟寺系统性保护，需要处理好几种客观存在的“边界”：文物行政管理有属地边界，而文化传播往往跨越区域；学术研究有专业分工边界，而石窟所承载的宗教、艺术、社会和历史信息本为一体；保护工程、考古研究、数字化和展示利用各有项目任务边界，而最终面对的又是同一文化遗产。如何以共同的人文价值串起不同区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保护环节，是下一阶段深化石窟寺系统性保护需要回答的核心课题。

　　石窟寺保护、传承与价值传播有其自身发展轨迹，要持续深化对石窟文化的认识，还应更多依据历史关联、传播路径和价值谱系展开。以川渝石窟为例，安岳、大足等地今天分属不同省市，但在造像题材、艺术样式、工匠流动和信仰实践上长期存在互动。如果将其放在巴蜀地区佛教传播、地方社会演变、造像传统和工匠流动的历史进程中，可以进一步解释不同石窟遗存为什么彼此关联，并据此明确哪些历史问题需要共同研究、哪些文化线索需要共同梳理、哪些内容需要整体展示。如此，就可以把历史上本来存在的文化纽带重新呈现出来，从保护一个个遗产“点”，进一步走向延续一条条文化线索。

　　石窟寺是一种高度复合的文化遗存。一座洞窟既包含造像、壁画、题记、建筑形制和营造痕迹，也关联宗教信仰、地方社会、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考古学研究年代与遗存关系，艺术史关注造像题材与样式传播，宗教学解释信仰体系，历史学还原社会背景，保护科学研究材料、环境和病害。这些专业分工是深化石窟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但专业分工越深入，越需要在共同的文化问题上重新整合。因此，石窟寺研究不能只分别回答一处遗存“是什么年代”“什么题材”“什么风格”，还应进一步追问：它为什么在特定时期和地域出现？哪些社会群体参与了营造？回应了怎样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需求？不同艺术样式又通过怎样的路径传播和演变？不同学科如果能够围绕这些共同问题组织知识，就能从“知道一件文物”走向“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再走向“把握其中的人文价值”。由此可见，价值研究不是保护工作的附属环节，而应成为整体保护的认识基础，为确定保护重点、研究方向和展示内容提供依据。

　　要以共同的价值内核统领保护全过程，推动多方凝聚合力。石窟寺保护最终要通过具体项目落地，例如崖体加固、考古整理、数字采集、陈列展示和文旅利用等。系统性保护的关键，在于使不同工作围绕共同价值相互衔接、彼此支撑。保护工程应以考古研究和价值认识为基础，在解决遗存安全问题的同时最大限度保存历史信息；考古和学术研究既要深化认识，也要为保护决策和价值阐释提供依据；数字化不仅是完成数据采集，更应服务于文物保存、学术研究和公共传播；展示利用也不能与前期保护研究相分离，而应把专业成果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文化叙事。不同项目可以分设，专业任务可以分工，但最终都应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些工作共同保存、阐释和传承了怎样的文化意蕴。唯有如此，系统保护才不只是项目数量的增加和工程之间的叠加，而能形成由共同价值引领、不同环节协同推进的整体实践。

　　推进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既要守住遗存本体的物质形态，也要呵护文物点之间真实的历史关联，让贯穿其间的文化精神得以延续。从一处处石窟到一条条文明长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尺度，应当由“留下多少文物”进一步延伸到“留下怎样的文化”，让历史记忆、人文精神与文明基因在时间中持续生长、代代相传。

　　（作者：顾炯 张立哲，分别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社会文化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