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为此，大众网理论之光网特别推出系列稿件，邀请专家学者或撰文、或视频访谈，学习、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制度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承诺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 王庆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一次中央全会的方式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中国制度定型的理论内涵和基本内容，明确了中国制度定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可以说，这次全会本质上是一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定型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作出的庄严的政治承诺，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使命与责任担当，它将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始终行驶在制度的轨道之中不致动荡反复，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

　　制度定型是一个国家成长为大国的重要标志。制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它以规范化的方式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选择、价值取向和文明习性。制度定型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发展表明，世界各国间的竞争，表面上是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的竞争，而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定型制度，并输出制度产生示范效应，是一个国家成长为大国的重要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基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实践基础上，渐进演变、内生演化而来的。它保障新中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了政治稳定奇迹和经济发展奇迹，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恰适性的制度重构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实现从传统的文化共同体到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转变，使中华民族能够免受屈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追求国家复兴过程中，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认识过程，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选择过程。其间制度转型往返覆辙始终无法达到定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本国国情出发建立适合于中国的恰适性制度。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百余年来中国制度转型的阵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发展确立了基本的制度架构，保证了改革开放不断迈向深入。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独特优势，富有效率，但还不是尽善尽美，尚未成熟定型，需要不断完善。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解释道，“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求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制度定型的发展历程表明，制度选择没有固定模式，更没有国际标准，而是依据国情和历史条件演化来的。如果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最后导致制度崩溃。近代以来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西方国家携工业革命以来所建立的世界优势地位不断输出其政治制度，形成了后发展中国家盲目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一次次制度转型浪潮。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能够移植成功的国家只占少数，而大多数国家则陷入了制度移植之后的转型陷阱和制度崩溃状态。移植-转型-崩溃-再移植的制度变迁怪圈，造成这些国家发展的延缓和停滞，损失的不仅仅是经济社会价值，更重要的是发展的机遇和时间，代价是极为昂贵的。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定型的价值体现为一国的发展必须有政治定力，要坚持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国家复兴。

　　制度定型需要国家构建和秉持一种核心制度框架不动摇，并围绕核心制度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的具体规范体系。改革发展必须有明确的方向，成功的改革发展来自于核心制度架构的支撑，而缺乏核心制度的匡正将会使转型陷入停滞陷阱。有些国家转型危机的产生并非技术原因造成，而恰恰是由于在转型的大方向、大原则上出现了分歧，在有关秩序、公正、效率等价值选择的优先顺序上失去了判断力。在这种状况下，经济社会转型变成了一种技术上的权宜之计，导致有些转型政策瞻前顾后，左书右息，价值与手段出现脱节。在遭遇转型困境时，没有坚持的恒心，试图另起炉灶，失去了改革的方向感。

　　构建和秉持核心制度并进而不断完善发展制度体系，将对经济社会转型起到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匡正作用。构建核心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制度的连贯性和自主性能够有效弥补转型政策造成的发展断裂，避免转型功亏一篑。这一核心制度不是屈服于某种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或者价值取向，而是符合全社会的共识，是社会免于纷争的最后界线。国家治理围绕这个核心制度而展开，其治理过程和目的不是去改变这一核心制度，而恰恰是更为强化和完善它。

　　中国改革的成功来自于对于核心制度的坚守，来自于不断对制度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构成的制度体系。既有关于党政军群的组织制度设计，又有关于“五大建设”总体布局的制度设计；既有关于“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制度设计，又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事制度设计等，从而使我国各方面工作都有规则遵循，都有制度依据。

　　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整个制度体系的核心制度，其他制度都是围绕党的领导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完善的。在当今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七十年的新中国发展进程中，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当不同社会阶层或集团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党选择的是人民立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改革的方向，党的领导制度构成了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所需的核心制度支撑，将不断匡正中国改革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制度定型依赖于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分部署还要九分落实。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力气要花在这上面。”衡量制度定型的标准关键不在于制度的数量和密度，而在于制度的执行力，即国家治理能力。纵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各国治理能力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不同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因此，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制度定型的关键，制度定型依赖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一方面，制度定型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展完善的。国家治理过程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通过国家治理实践，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制度建设更加科学、更加定型，反过来，也更加促进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另一方面，制度定型通过国家治理过程实现制度认同。制度定型不仅仅表现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效力上，而且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制度遵守，也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以制度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或者价值观，形成一种人们认同制度、遵守制度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该制度便成为一种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规标准，深深地内化于社会甚至心理生活之中，使人们切身感受到制度优越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定型进程中的里程碑，全会总结提炼出了中国制度的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制度认同，坚定了制度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秉持一种政治定力，坚持从本国国情和历史传统出发，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定型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