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

　　《 学习时报 》（ 2026年07月24日 第 01 版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提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为新时代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正确党史观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对构建中共党史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深化、现实回应、格局拓展等方面均有显著推进。在正确党史观指导下，学界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正确党史观的提出

　　正确党史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针对性。从思想渊源看，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这一重要论述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党史研究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为正确党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13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将党史国史学习提升到“必修课”的高度，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21年，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正确党史观从分散论述走向系统建构，指出“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有明显的问题导向。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在走向学术化的同时，一些研究以“重新评价”“还原真相”“学术自由”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惯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手法歪曲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一些人企图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针对一些错误倾向，正确党史观还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

　　严肃学术领域内的碎片化倾向。中共党史内容十分丰富、事件层出不穷、人物千差万别、过程曲折起伏，若缺乏整体性视野，极易陷入碎片化解读、片面化评判、表面化阐释的误区，难以触及历史的本质与核心。一些学者摒弃宏大历史叙事，热衷微小叙事，导致陷入个案研究难以自拔，各个分支、区域的细微研究不断被强化。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曾就碎片化问题进行过热议。碎片化的蔓延，使一些论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回答党何以能够从弱到强、从挫折走向胜利这一根本问题。一味沉潜于个案而忽略整体判断，恰如古人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确党史观的提出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对历史虚无主义，它要求以科学态度廓清迷雾；对碎片化研究，它要求以整体视野把握主线。研究中共党史，要坚持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为依据，具体史实和细节可以深入研究。正是在这种“有边界的自由”中，党史研究才得以在正确方向上不断深化。

　　正确党史观的内涵要义

　　正确党史观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与大历史观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涵可从四个维度来把握。

　　首先是大历史观的视野。所谓大历史观，是将历史事件置于长时段、宽领域、大背景下去考察，从历史长河中探究规律、把握大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大历史观的关键，不仅在于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观察视野，更在于把中共党史放到中国与世界相互联系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整体把握，要求研究者将中共党史置于中华文明史、民族复兴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的宏大时空中展开考察。正确党史观是大历史观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展开。

　　其次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党史研究的生命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写道：“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种将历史发展视为客观过程的方法论，正是正确党史观的理论渊源。在党史研究中，实事求是意味着尊重历史事实、忠于历史真相，既不夸大成就，也不回避失误，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呈现历史面貌。

　　再次是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贯穿党史研究之中，要求研究者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审视历史，关注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作用。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思想的坚持，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学术彰显。

　　最后是对历史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这一重要论述，既承认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思想。它启示我们，在党史研究中，既要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关注历史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与创造。

　　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正确党史观是对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强调从社会存在出发认识历史，但如何将这一原理具体化为党史研究的操作标准，始终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正确党史观以“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纲，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框架。需要强调的是，正确党史观并不排斥学术争鸣。恰恰相反，它鼓励在重大历史问题以决议为准的前提下，对具体史实、过程、机制展开深入研究，要求“加强资料收集与整理这个基础性工作，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正确方向下追求学术深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回应时代课题。

　　正确党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正确党史观确立以来，对新时代的党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方法论层面，它至少在两个方向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一，为深化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正确党史观与大历史观的结合，催生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以1840年为叙事起点，贯通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党史正史著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溯源方面，系统梳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脉络，清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探索植根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土壤。在对“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阐释方面，党史研究从历史维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唯物论、辩证法、民本思想、大同理想等维度上的天然契合基因。

　　其二，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正确党史观强调的“大历史观”和“实事求是”，是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把利器。在此指引下，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持续辨析和有力批驳，一系列专题性研究使一些观点不攻自破；相关期刊也为学者直面历史错误观点、敢于亮剑提供了重要平台。正确党史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不是束缚，而是定向。它使研究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和众说纷纭的观点时，有了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

　　正确党史观的方法论意义，还体现在对党史研究范式的创新上。传统的党史研究，往往侧重于政治史、军事史的叙述，而对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关注不够。在正确党史观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党的历史的多个维度，注重从社会结构、民众生活、思想文化等角度审视党的历史。综合多元研究范式日益凸显，不仅丰富了党史研究的内容，也拓宽了党史研究的视野。

　　正确党史观与中共党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知识体系，意味着党史研究要摆脱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提炼概念、建构范式、形成话语，使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正确党史观在这一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回溯学脉渊源，关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并非始于今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的“两个过程论”，以阶级分析与民族解放的双重视角，准确把握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与历史主线，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石，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毛泽东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这正是自主知识体系最根本的立场。

　　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正式设立为一级学科，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制度突破。一级学科的设置，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分散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等多学科之中的困境，为研究提供了独立的学科归属与制度支撑。概念和范畴是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没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就谈不上自主的知识体系。近年来，用中国概念说中国事，以当时之语达当时之意，正成为学界的一种风尚。

　　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新时代以来，党史研究坚持史料为先的原则，线下线上史料资源建设双向发力。线下，《复兴文库》等大型历史文献丛书相继问世；线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资料库建设成效卓著，普遍实现篇目检索、全文检索、知识点定位等便捷功能，大幅降低史料查阅门槛。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一元到多元、从局部到整体的演进过程。贯穿其中的根本方法，始终是实事求是。正确党史观之“正确”，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之“求是”。知其为何而生，方能明其所向而往；知其何以至此，方能断其所当行，这正是正确党史观对于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最深层的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