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姜晖
胡振廷 丁利强
《 学习时报 》( 2026年05月25日 第 06 版 )
低成本、高自主的战斗无人车,正在重塑进攻机理
无人智能作战的兴起,并非仅仅是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迭代,更是作战思想、编制体制与制胜机理的深刻革命。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绝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迷思,而要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把握好四对关系,从而洞察智能化战争迷雾中的本质矛盾、把握无人作战力量建设的内在逻辑。
作战主体在虚实交融中的“有与无”
智能化战场上的“有”,指传统意义上血肉之躯的作战人员及其直接操控的装备;“无”,则指日益自主的无人作战平台及其背后的算法、数据等无形要素。“有人”与“无人”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在功能、责任与控制权上既相互矛盾又深度融合,共同塑造新的作战主体形态。
人的主体性:战争意志与伦理责任的绝对承载。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战争始终是政治的暴力延续,其发起、控制与终结最终取决于人的意志。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其不可替代的战略判断能力、临机创造性、伦理价值抉择以及为决策承担终极责任的地位。智能化系统无论多么“自主”,其作战规则、目标设定和行动边界均由人类界定和输入。脱离人类主导的“完全自主”武器系统,不仅在伦理上面临失控风险,更在政治上面临合法性危机。
机器延伸性:人类体能智能的功能性外化与超越。无人作战系统的涌现,代表了人类试图将自身从战场物理风险和高强度作战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是人的体能、感知乃至部分认知能力在机器中的客体化与扩展。无人机可深入险地持久侦察,无人集群可实施高强度饱和攻击,智能算法可处理远超人脑容量的战场数据。这种“无人在前线”的作战样式,实质是“人类能力在远端集聚与放大”的体现。它突破了人类生理极限,拓展了作战时空范围,实现了“无”中生“有”的战斗力增殖。
人机共生体:走向双向赋能的协同进化新形态。“有人”与“无人”的矛盾,要在“人机智能融合”框架下实现辩证统一。这并非“人控机器”的简单延伸,而是构建“人机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机器作为“外脑”和“感官延伸”,为人类指挥官提供实时、全面、深度的态势认知和决策选项,将人从信息过载和烦琐计算中解放出来,聚焦于更高价值的战略判断与创造性谋划。另一方面,人类作为“方向盘”和“刹车器”,为机器智能提供价值导向、伦理约束和最终决断,确保技术力量始终服务于正确的政治与军事目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理论突破,实现人“有”的控制权与机“无”的自主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塑造“1+1>2”的体系作战能力。
指挥决策在节奏对抗中的“快与慢”
智能化战争将“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循环速度推向极致,算法的“快计算”催生了“秒杀”时代;但战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又要求指挥员具备深谋远虑的“慢智慧”。“快”与“慢”在指挥决策层面构成尖锐矛盾,胜负往往取决于能否将二者有机统一。
计算之速:算法驱动下的战场瞬时响应与节奏压制。依托强大算力与高效算法,智能系统能够实现战场数据实时采集、融合与研判,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目标分配、路径规划与火力协同。这种“计算速度”优势使得“发现、定位、跟踪、瞄准、交战、评估”的杀伤链急剧缩短,实现近乎即时的OODA循环。这种速度形成强大的节奏压制能力,如防空系统对饱和攻击的自动化拦截、无人机集群的协同突击,能够实施“降维打击”。
谋划之深:人类智慧在战争迷雾中的洞察、忍耐与创造。然而,战争从来不是数据的简单堆砌和算法的确定性推演。克劳塞维茨笔下的“战争迷雾”在智能化时代并未消散,反而因信息过载和认知对抗变得更加浓重。当前的人工智能仍是“弱智能”,擅长处理结构化、可量化任务,却难以理解战争的本质——那种充满欺诈、偶然性、政治考量和意志对抗的复杂活动。人类的“慢智慧”体现在对战略态势的深刻洞察、对长远利益的耐心权衡、对伦理底线的坚决守护,以及面对突发情况时“战胜不复”的创造性应变。
算谋融合:构建分层协同、以人为主的智能决策体系。解决“快”与“慢”的矛盾,关键在于构建“机器速算、人类深谋”的分层协同决策体系。在技术底层,大力发展并充分信任智能系统在数据处理、方案生成、模拟推演和战术执行方面的“快”能力,将指挥员从重复性、低时效作业中解放出来。在决策顶层,坚持人在战略目标设定、战役筹划、重大决心下达、伦理法律审查等方面的最终主导权,发挥人类“慢”的深思熟虑与价值判断优势。理想的智能指挥系统,应设计为“机器提供快速、优化的备选方案,指挥员进行深度评估、抉择并承担最终责任”的互动模式。这要求指挥员既能驾驭智能系统追求作战节奏优势,又能超越算法思维把握战争本质,在“以快制慢”与“以慢打快”的辩证统一中掌握决策主动权。
作战行动在矛盾运动中的“攻与防”
无人智能作战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矛”与“盾”相互催生、相互超越的螺旋上升史。无人攻击系统作为新型“矛”,不断挑战传统防御边界;反无人与反智能体系作为新型“盾”,则持续应对并塑造着攻击方式。攻与防在对抗中定义彼此,又在演进中实现动态统一。
智能攻击之矛:无人集群、算法决策与跨域突防。以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及智能弹药为代表的无人攻击系统,正凭借其低成本、可消耗、高自主、集群化等特性,重塑进攻机理。无人机“蜂群”可实施分布式饱和攻击,瓦解线性防御;智能巡飞弹具备长时待机、自主识别与攻击能力;跨域无人系统可实现海、陆、空、天、网、电多维度协同突防。更重要的是,智能算法使得这些攻击行动具备动态任务分配、自适应路径规划与协同突防能力,攻击的灵活性、突然性和智能化水平空前提高,将防御方置于高度不确定、非线性、持续存在的危险境地。
体系防御之盾:硬软杀伤结合与反智能博弈。面对智能化攻击的挑战,防御体系正在向“硬杀伤—软杀伤—体系破击”多位一体演进。硬杀伤层面,定向能武器、动能拦截弹等持续发展;软杀伤层面,电子干扰、导航欺骗、数据链劫持、网络入侵等手段日益成熟。更具颠覆性的是“反智能作战”,其作战对象直指智能系统的核心:通过数据投毒污染敌方信息系统,通过对抗样本攻击误导其识别算法,通过消耗战瘫痪其算力基础,从根源上削弱敌方的智能优势。现代防御已从被动拦截转向主动的、先发制人的能力抵消与认知对抗。
攻防相生与一体化:在动态博弈中塑造非对称优势。智能化时代的攻防界限日益模糊,呈现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的一体化特征。先进攻击平台须集成强大的隐身、抗干扰、电子防御与网络防护能力;高效防御手段(如网络攻击、电磁压制)也可转化为凌厉进攻行动。必须摒弃“先发展矛、后考虑盾”的线性思维,确立“攻防一体、同步演进”的体系建设观。在发展无人攻击力量时,同步构建其战场生存与防御体系;在研发反制技术时,前瞻其进攻应用的潜力。最终目标是在“矛”与“盾”永无止境的对抗运动中,敏锐洞察技术非对称性和体系脆弱点,形成“以我智能长板攻敌认知盲区/体系短板,以我弹性防御抗敌技术锋芒/作战节奏”的制胜能力,始终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动权,将攻防对抗引入于我有利态势。
力量运用在结构效能中的“聚与散”
“集中优势兵力”是传统制胜法则,而智能化技术催生“分布式作战”与“集群智能”新范式。“聚”与“散”的矛盾,体现在力量部署的存在形态与作战效能的释放方式上,二者在智能化网络体系的联结下实现前所未有的辩证统一。
分布式存在:弹性网络、广域覆盖与持续消耗。智能化作战允许将大量低成本、功能相对单一的无人平台广泛、分散地部署于战场空间,形成高度冗余、弹性生存的“分布式作战网络”。单个节点的损失易于承受且不影响整体功能,系统可通过自主协同快速重构。这种“形散”的部署方式,可极大提高己方体系的生存概率和持久作战能力,同时迫使敌方陷入“处处皆前线、时时需戒备”的困境,显著增加其防御成本、侦察难度和决策负荷。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可实现战场透明化,分布式火力节点可实施持续的区域拒止与消耗战。
聚合式释能:瞬时协同、重点打击与效果集中。“形散”绝不意味着“力散”。恰恰相反,依托高速、可靠、智能化网络信息体系,时空上分散的作战单元能在统一指挥下,实现作战能力在关键时间、关键地点的“瞬时聚合”。通过智能任务分配与协同算法,来自不同方位、不同领域的侦察、电子战、火力等要素,可以像百川汇海一样,瞬间聚焦于敌方作战体系的重心或关键薄弱节点,实施压倒性精确联合打击。这实现了“集中优势效能”而非“集中优势兵力”的升维,既能达成毁灭性打击效果,又避免了兵力集中带来的高风险。
弹性聚合体系:实现“形散神聚、动态聚散”的作战云。解决“聚”与“散”矛盾的最高形态,是构建一个类似“云计算”架构的“弹性聚合”作战体系。该体系由“云”(后方指挥与算力中心)、“边”(前沿指挥节点与高价值平台)、“端”(大量前沿无人智能平台)三层构成。在常态或防御状态下,体系呈分布式部署(“散”),实现广域监视、持久存在和弹性生存。一旦捕捉到战机或需要发起决定性行动,在“云”的智能调度和“边”的战术协同下,相关“端”的作战力量能被迅速召唤、组织和引导,在指定时空形成决定性战力聚合(“聚”),完成任务后可再度分散。这种“形散神聚、动态聚散”的能力,使己方力量既能像水一样渗透覆盖,又能像拳一样聚力重击,在生存力与打击力之间达到最优平衡。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智能化战争并未创造全新战争规律,只是令战争固有矛盾——有与无(主体与工具)、快与慢(节奏与智慧)、攻与防(摧毁与保存)、聚与散(力量与结构)——在新技术条件下以更复杂、更尖锐的形式重新凸显。这些矛盾双方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推动着作战形态的演进。要深刻认识到,发展“无人”力量的同时必须强化“有人”的主导地位;追求“快”的决策速度时必须夯实“慢”的战略谋划根基;磨砺“攻”的智能尖矛时必须锻造“防”的坚韧铁盾;探索“散”的生存之道时必须掌握“聚”的释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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