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时代何以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能够固本培元的精神根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自信之所以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启新征程、完成新使命的精神支撑和智慧保障，从马克思文化批判的立场而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秉承革命的红色基因、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和先进政党的从容领航，是其中的四个重要方面。进一步而言，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继续借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红色革命文化、保持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和紧跟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
　　
　　一、文化自信源于具有光辉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自信
　　
　　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基本特质之一是民族传统中存在可以为无产阶级新社会建设提供养分的资源。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针对当时一些人提出新社会建设要直接、简单地抛却民族一切的“故意胡说”，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面对既定的民族遗产时，无论是民族的统一本身，还是民族政治上层建筑、文化等，都是要批判地继承，而非直接、简单地抛却，“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至上的国家政权……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这就是说，有益民族统一的因素可为无产阶级新社会批判性吸收为例。换句话，无产阶级对新社会的建构，不是不要民族的传统精粹，而是应该把民族传统中的有益养分批判性地运用到无产阶级新社会建设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相信依托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底力、精神和追求，我们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共同体文明，中华文明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重心，千年不衰。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虽久经挫折，但民族精神一直是砥砺前行的内在根源。中国共产党诞生特别是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后，民族传统的精粹全面地成为了支撑我们赢得民族独立、建设新社会的重要智力支撑。现代社会的“不安定和变动”特质要求无产阶级的新社会建构能够不断变革。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并不缺少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在文明的演进史上，我们多次进行勇敢变革，譬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的变革经验，而民族深处流淌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理念，对我们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有丰富的变革智慧启示，也有雄厚的精神支撑；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特质要求无产阶级建构新社会能够结合国情、世情，有的放矢。中华民族的“兼收并蓄、自成一体”风格，深深地启迪着我们可以利用自身底力中积淀的制度文化精粹，能够越过而且将越过一般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特色的现代制度建构；现代社会要求有相应价值观念维护经济、政治等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义为重”和“群己合一”等观念，就是中国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有益养分；现代社会的生态发展特质要求无产阶级新社会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太和万物”“民胞物与”等理念，透着的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智慧，一定程度地裨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现代社会对国与国和平相处的要求，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和“和而不同”等理念，既正视差别，也强调共存，裨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和世界广大地区、国家良性互动、和谐共处。
　　
　　二、文化自信源于传承了中国红色基因的革命自信
　　
　　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基本特质之二是珍视无产阶级革命对新社会建设的催化作用。现代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要求，不仅会迫使国家政权每天都必然会去“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而且会借助传统和教育使“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无产阶级如要谋求革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统治，虽然在历史条件允可的情况下，不排除和平运动的可能，但是面对不可能主动进行自我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统治，面对资产阶级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背景，无产阶级唯有通过革命的方式，通过革命精神的代际累积，才能实现对新社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完成新社会的建设。而革命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伟力，其根源就在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征程中，革命是中国前半程演进的主色调。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独特精神追求、精神品质，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给予了雄厚的底气。中国要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也必须率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在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未遇大变局和迷茫命运航向之际，不畏牺牲，开天辟地地勇担独立中华的重任：在革命道路探索上，依凭中国实际，密切联系工农大众，智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在极度艰难的长征存亡危机中，勇抱崇高革命信仰，不畏艰险，团结一致，凝聚百炼成钢品质；在日寇亡我中华危急时刻，毅然决然捐弃前嫌，携手全国人民，筹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牢全民族共同抗日的钢铁长城；在马克思主义如何直接指导一国实际革命摸索上，开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在如何从内外围困中实现发展和统一全党认识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形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思维，通过整饬党风的有效形式，实现全党不断改进、提升思想认识；在如何正确把握革命局势转变探索上，善于依据战争形势变化，养成敢打必胜、勇克时艰的胆识和气魄；在建设渐成前进主题时，不仅善于适时调整工作重心，养成与时俱进意识，同时能够根据政党地位变化，培育保廉戒奢的自律品质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昭明了中华民族第一个历史重任的完成。但达成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重任仍在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宝贵精神追求，保持他们的革命自信，勇担复兴中华的重任。有人说，时代变了，既然后一个百年的主色调是建设或改革式建设，那我们就应该告别革命精神和革命追求。把革命和建设对立起来，否定革命，显然是错误的。邓小平曾专门就革命与改革关系论述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破除阻碍中国现代化实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障碍，改革也同样是如此。面对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互联互通，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不忘初心，发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没有现成的发展道路可供借鉴，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发扬坚定信念、依靠群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按照“新发展理念”，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弘扬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力，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发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凝聚共识的延安精神；推进反腐败的治标和治本工作，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文化自信上，就是要发扬继续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西柏坡精神。
　　
　　三、文化自信源于中国“弄潮儿向涛头立”的时代自信
　　
　　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基本特质之三是抓住时代机遇，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走在时代的前列。尽管马克思提出过人们对自己历史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不是在自己主观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也强调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它容纳的全部文明力量释放出来以前，不可能无缘故的消弭，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只有在旧社会的胎体里成熟后才能出现，但马克思并不决绝地排斥人们在顺应时代趋势背景下对新社会建构的可能性，并以存在农村公社的俄国的现代发展为例，提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因为“‘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如果革命再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的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谋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依托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质、气魄，坚信通过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在现时代能够开辟和形成区别于西方的新的现代化。国内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了高扬西方现代化的正宗和普适，自近代以来就接二连三地极力鼓吹现代化的一元性、西方性。在国外,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视西方为建设现代化的“优等民族”，西方之外的则是只配被动应用的“劣等民族”；福山的历史终结学说，认为西方实行的现代政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吉登斯的现代化学说，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结果，它的全球布展,不仅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扩散，还包括对其他文化的排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看似是立于公正客观的视角审视不同民族的现代文明发展，但实质上他仍旧是视西方的现代化文明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民族因为文化的边缘性和落后性，在建设现代化文明时，只能面临西方文明扩张的冲击。在国内，近代典型的“全盘西化论”，鼓噪中国文明百事不如人，标榜西洋文化为世界现代化的方向，宣称我们应该抛弃“狭义的国家主义”，提倡“世界的国家主义”，通过西化改良，走民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唯西方经济学马首是瞻，以西方推崇的数理模型、计量分析理论生套中国的改革实践，妄言此外别无现代化进阶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推进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坚定文化自信，就是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博大的民族睿智，我们能够也必然会在时代面前，“弄潮儿向涛头立”，为世界贡献出一条带有鲜明中华民族印记的现代化发展新路：相比于西方以资本为轴心形成的资本主义引领现代发展道路，我们能够开辟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发展新路；相比于西方的现代化在理论创造上主要是依托少数精英分子的构思规划、顶层运动，我们的现代化积极追求党领导下的顶层设计和广大人民基层实践的有机结合，坚信全民参与的理论创造能够指引也必将指引中国实现新型现代化的预设图景；相比于西方围绕资产阶级建构的三权分立式现代政治上层建筑，我们开辟的是面向全体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上层建筑；相比于西方借助对内盘剥工人阶级和对外剪刀差式压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获取现代发展私利，我们倡导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通过搭建“一带一路”机制，谋求在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环境中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现代发展。
　　
　　四、文化自信源于领导核心引领中国发展的政党自信
　　
　　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基本特质之四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新社会文化建设的核心领导。“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经过其政党共产党）在新社会建设上，必须达成对社会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协同改造，即不仅要通过其政党——共产党实现对适宜新社会的物质生产的领导，而且也要实现对附着于新社会物质生产上的文化建设的领导。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对文化自信的展现，根本上正在于我们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成功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从容对接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中国共产党以文化自信领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表现之一是，党成功地实现用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接自身的现代治理。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领路人，党需要也必须首先高度重视和加强自身的现代化治理。而党以文化自信重视和加强自身治理的依据在于，不仅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内蕴的修身齐家先于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品质，它启示我们党若要治国、若要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必须率先修其党身正其党心。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萃取的巩固自己、赢得战争的“三大法宝”文化，其中的党建法宝文化示意和供给了我们党如何能够保持初心，不断破冰领航。中国共产党以文化自信领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表现之二是，党成功地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战略地建构了中国的现代发展步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华民族文化中蕴藏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思想，启迪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要有长远和全局的筹划。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概括的先行民主革命、接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奠基了党在领导中国现代发展上的计划性、分步性。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继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借鉴民族文化中内蕴的小康社会思想，创造性地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三步走”战略。当前我们正在戮力前行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党的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之所以重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覆盖，不仅是由于社会主义文明精髓的共同富裕思想要求，更是在于对中华民族精神深处蕴藏的“大同社会”思想的转化再造。中国共产党以文化自信领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表现之三是，党成功地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实现中国现代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我们党赢得人民群众的广度、深度，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现代化发展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辩证吸收民族优秀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秉承革命文化中昭示的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精神，贯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炼的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思想和发展以人为本思维，逐步建构和完善了以人民为根本的现代发展目标，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汇聚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强大践行力量，科学地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治理的必然实现。□
　　
　　（本文系教育部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16JDSZK00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