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博学鸿儒群体的心态流变——以李因笃为中心

　　作者：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代亮

　　摘要：清初博学鸿儒群体中不乏具有遗民情结者，其心态虽因入京参加考试而发生转变，但并非简单地以“今我”完全代替“故我”，而是呈现出新旧交融并存的特征。其中，李因笃尤具代表性。康熙十七年入京之前，他受外祖家诸长辈的影响，安于穷贱，坚决不仕，行迹与遗民相近。入京后，一方面，由于遗民情结的浓厚，他流露出强烈的思归心理，并积极想法离京；另一方面，由于亲身感受到清廷的眷顾，其对新朝的态度有明显松动，对康熙帝的德业与事功不乏称颂。但他始终坚持不仕，晚年对应征之举亦不无愧疚。二者交织混杂，显现出其后期心态的复杂多元。这一特征，为诸多深具遗民情怀之博学鸿儒所共有，也反映出清廷统治政策调整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和限度。

　　关键词：李因笃；博学鸿儒群体；遗民情结；心态流变

　　康熙己未（1679年）博学鸿儒科考试所录取的五十名特科进士，人数众多，遭际有异，对清朝的认知并不一致，其中某些人物如李因笃、朱彝尊、毛奇龄、潘耒、严绳孙等人，或 一度投身抗清斗争，或具有一定的遗民情结。关于他们的心态，论者多认为在入京参加考试尤其是授官之后，群体性地转向归附新朝，效忠清帝，却忽略了其心态的复杂与多元。本文拟对上述诸人的心态流变加以探析，以说明清廷统治政策调整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和限度，具体论述则以李因笃为中心。关于李氏的心态演变，已有论者作了启人心智的探讨 。不过，个体的心理世界往往错综复杂，前后虽或有彰明较著之变异，却很少是简单地以“今我”完全代替“故我”，而是呈现出新旧交融并存的特征。对李因笃在博学鸿儒群体心灵史中的典型意义，以及以他其为代表的博学鸿儒群体心态的递变，仍需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李因笃，字子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人，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李氏在清初声名籍籍，为三秦士人眉目。其一生行迹，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试后的离京之举最为引人注目。康熙十七年（1678年），李因笃被迫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自入京之日起，他就以母亲老病需要照料为由，屡屡向在朝官员陈述苦衷。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后，他备受时人艳羡，所谓“布衣奏赋，立致清华” 。但他对这份不世之荣无动于衷，伏阙陈情，请求返乡，最终得遂所愿，从此直到离世再未出山。对于其出处始末，史家有论曰：“虽以母志力辞新朝官守，得以放还，然名节终亦不免有亏。”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与其斤斤于辨析李氏的名节是否有亏，不如回到具体的时空场景，还原人物心态流变的过程及原因，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体味“当事人”乃至博学鸿儒群体心理世界的复杂。

　　一

　　在康熙十七年被征召入京以前，李因笃受外亲家诸长辈家传遗教的影响，不仕新朝，安于穷贱，具有浓厚的故国情结，与遗民行藏不无接近。其高卓的品节也受到遗民群体的称赏，并被引为同道中人。

　　李因笃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在外亲家度过，对外亲家诸长辈的立身行事耳濡目染，也为一己的人生路向选择奠定了基石。崇祯七年（1634），李因笃之父李映林病卒，继之关中大乱，农民起义军攻至富平，其祖母杨氏与若干族人“登楼，并焚死。李氏之门合良贱死者八十有一人”，李因笃与母亲“走之外家以免” 。在家庭破败之后，李因笃为外祖父田时需所抚育，并随其读书受学。在外祖父的悉心培养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李因笃幼龄时就已表现出卓荦的文章写作才能，“八岁通制义，濡毫预群贤。……十岁通小论，仞成云台篇”，他又因博学多识而崭露头角，受到地方名流的称赏：“追随侍御宅，习礼叨宾筵。谓我尤强记，藏书腹已穿。诸宾半疑信，即席分彩笺。哦毕贾董策，续宾咏甫田。宾惊起举爵，剩酒沾喉咽。”11岁时他参加县试，并被拔置第一，“始试崔明府，虚声自此传” 。但就在他个人渐欲成立的关头，明室大厦已近倾覆。他的外伯祖田时震和外祖田时需兄弟对明廷忠心耿耿，前者“授以伪职，不屈死” ，后者“内明外刚，临难不夺，遭闯乱，力拒伪命，弃诸生” 。田氏昆仲的忠孝节义之举，无疑为后辈树立了标杆。此时的李因笃，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长辈的言行举动应当有亲切感知，受其影响自是顺理成章。另外，田时需在明室覆亡、外族入关后，不以功名利禄为意，隐居田园，坚决不仕，并且教导外孙安于困顿的生活，以修德进业为急务：“世俗所矜爱，尝思其飞骞。惟翁著隐德，教我安胼胝。困学虽难就，潜修庶苟全。双丸互驰逐，问序何乃遄。勿论忍终寠，泥途嗟蜿蜒。总教足蔬食，粗绤聊蔽孱。”李因笃后来不负田氏所望，安于穷困，沉浸于经史之学的研讨，以诗古文创作为乐事，同诗中他感喟道：“谁与寄斯信，达之于九渊。得翁舒积抱，欢笑比当年。” 尤可窥见他对田氏教诲的持守之坚定，以及二者人生价值观的一脉相承之迹。另外，李因笃“自早年受知于母姨夫焦公二虞先生，谬以有道期之”，而焦氏在易代后隐居不出，躬耕田亩，坚决不与显贵交接：“考槃高节晚逾贞，迟暮力田亦薄获。显者到门每辞谢，狂夫执手情开辟。”康熙十六年，李因笃探望焦氏，两人深谈不倦。上引李氏诗中又有曰：“始知所亲即所宗，相见今夕为何夕。” 奉姨夫焦氏为“所宗”，可见其人生价值观也受到后者的熏陶。

　　李因笃11岁为庠生，13岁时成为廪生，同年明朝灭亡。他的祖上既非明朝官员，本人也没有获得正式功名，“诸生于君恩尚轻，无必不应试之理。使事势可已则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则亦不妨委蛇其间” 。但在被迫应征之前，李因笃从未主动选择这条道路。他“年三十，弃诸生” ，已然断绝了出仕的念头，也表明了对清廷的疏离。这一心态在诗作中时有流露。《土壕有坊题云苏季子故居》云：“七国雄长在，苏君自绝伦。野荒函谷雨，山护土壕春。帚篲移前路，轮蹄满后尘。宁知东蹈日，别有拒秦人。” 以苏秦的“拒秦”之举自勉，拒斥新朝之意溢于言外。非独诗歌创作如此，即便在诗学批评中，李因笃也念念不忘发挥此义，将遗民情怀暗寓其中。朱彝尊《王崇安诗序》记李氏评论秦地诗风之语曰：“吾秦，周之旧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才三十一，非产于周者乎？降而《秦风》，于《车邻》侈车马侍御之好，于《驷驖》有田狩园囿之乐，于《小戎》、《无衣》美甲兵矛戟之备。若似乎成周之遗俗，一变而为无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盖言洛也。‘所谓伊人’，则东迁之主也。‘溯洄’、‘溯游’，缠绵悱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来季子叹其为夏声焉。” 对《秦风》中的《小戎》等篇章好感无多，而对《蒹葭》则情有独钟，目为“夏声”。盖前者不过称颂形容，而后者则有“情深故主之思”，与其心理世界暗合。他在诗中称颂那些心系前朝的友人，如《扶风行赠王九青太史》有曰：“浪游南北不称意，霜雪忽盈颠毛脱。西抱遗经归汉宫，面颜憔悴志莫夺。有时独步二京道，怀古狂吟天地豁。” 赞誉对方尽管年龄老大，生活穷苦，仍然不忘前朝，在“怀古狂吟”中自得其乐。这何尝又不是他本人的写照呢。也正是出于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以伯夷、颜渊一类人物作为典范：“夷渊称至德，陋巷饿岩幽。养晦道所贵，期君追前修。” 虽是对友人的期待，实是夫子自道。他又向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君看五柳公，自寓桃源记。幸托素心侣，何辞终夕醉。” 钦慕物外之乐，在与若干“素心”同道的唱酬往来中自得其趣，将功名之想抛掷脑后。关于这一点，他的贰臣友人曹溶曾有评说：“怀中一掬遗民泪，物外千年处士庐。” 可谓洞中窾要。也正因此，他与若干遗民不乏同道之感，并被后者引为莫逆。

　　李因笃与新朝官员和遗民均有往来，“圭组之英，蓬荜之彦，俱与交欢”，而若论彼此心曲之相通，与其“尤以古道相底厉” 的遗民群体无疑才是知己。其遗民友人，除了陕西当地的李颙、王弘撰外，还有顾炎武、傅山、屈大均等，他们谈道论学，频频唱酬。其出色的文学才能和卓特的道德品节，均为友人所击节称赏。李颙曾向友人直言李因笃“风雅独步，气谊过人” ，“气谊”云云，大概正是有见于后者的遗民品格。王弘撰对李因笃入清后的放弃诸生资格之举啧啧称叹，有“察其行谊，岂今人中所易得者” 之评。顾炎武对李因笃也屡有称誉，在时人眼中，顾炎武“论交甚严，有议其太峻者” ，但他对李氏则不吝赞词，与其唱酬之作不一而足，赏叹之意时时见于笔触。康熙十六年（1677年），顾炎武再至陕西，所作《过李子德》诗有云：“相看仍慰藉，均不负平生。” “不负平生”，当指彼此遗民立场的坚如磐石。从上述评论中可以看出，李因笃通过自身言行，已然在士林中稳固树立起遗民形象，其心态与一般遗民亦无二致。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康熙十七年的被迫应召，他的后半生大概会波澜不惊，一如既往地与友人唱酬赠答，谈艺论学，游览山川风物，也将以“遗民”和“处士”的身份而终老。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清廷统治政策的调整，严峻的人生抉择摆在了年近半百的李因笃面前。

　　二

　　李因笃被迫入京后，本于浓厚的遗民情怀，又面临舆论及友朋的强大压力，频频以母亲老病需要照料为由，请求在朝官员建言朝廷以遂归乡心愿，反映出他对清廷的抵拒心态。不过，在居京期间一直到出京返乡后，李因笃对康熙帝屡有赞颂，已然承认了清朝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他对前朝的眷恋之情仍不绝如缕，对自己的行藏出处也时有内疚，又流露出鲜明的遗民底色。两者交融混杂，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

　　康熙十七年，清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此次征召的范围极为广泛，举凡旧朝遗民、新朝官员以及崚嶒失意的文人等，无不在网罗之列。其实，早在这次下诏之前，李因笃就已为地方主政官员所注意，“军机密议，待决于公者，邮使相闻，络绎不绝”；尽管他后来避居凤翔和延安等地，但仍然为官员的政务咨询所困扰，不遑宁日，致有“名之累人有如此” 的感慨。其友人甚至要向当政者推荐李因笃，经其力辞得免。拒绝地方官府的征聘，难度相对较小；但面对带有强制性的朝廷征召，辞免实属不易。诏书下达之后，李因笃受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及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人联袂举荐。起初他以母亲老病求辞，但并未得到康熙允准。面临着朝廷的巨大压力，兼之母亲田氏“勉令治装” ，他与傅山、王弘撰等人在催促之下，百般无奈地踏上征途。

　　李因笃的若干友人面对清廷的征举，或坚守立场，不为屈服；或采取柔性抗争的策略，消极应试。前者如顾炎武和李颙都不惜以死抗争，后者如傅山与王弘撰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到京之后或“卧病不起，吏部验实具题，未与试”，或“不出僧寮，不与燕会，不投赠诗文。间有著作，皆寓归兴，即有贵官访者，亦不报谒，命儿子称谢而已” ，最终在考试后不久就得以回籍。他们坚贞不屈的气节广为士林称誉，为一时物望所归。相反，“诸号为名士，高蹈丘园者，率宛言卑词，望走豪贵之门，伺阍人喜怒以为欣戚” ，则为人齿冷，备受讥刺。其反面警示意义不言而喻。“行百里者半九十”，可以想象，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李因笃，若在此时出仕，难免贻时贤和后人以把柄，招致舆论的嘲笑与非议，背负异常沉重的道德压力。其实，李因笃的入京之举，已经招致了友人的不解和责备。此前顾炎武对李氏期待良高，并以他为典范劝诫弟子潘耒的应征：“天生（李因笃）之学，乃是绝尘而奔，吾且瞠乎其后，不意晚季乃有斯人！今虽登名荐剡，料其不出山，更未可知耳。” 所谓“学”，恐怕不仅指学术造诣，还关涉立身行事。不过李因笃毕竟没有顾氏那般坚毅果敢。他甚至还力劝李颙应征，“至訹之以利害”，盖为其身家着想。但此举招致顾炎武的不满，顾氏认为其“必援之（李颙）使同乎已，非改其晚节，则必夭其天年矣” 。动以大义，晓以利害。这未必不是对李因笃的旁敲侧击。而远在岭南的屈大均，闻说李因笃入京后，毫不掩饰其失望之情。《赋寄富平李子》曰：“河华高居早有名，鹤书频使羽毛轻。三秦豪杰哀王猛，一代诗歌恨少卿。绝塞虽将黄鹄返，空山无复白云迎。鸳湖朱十嗟同汝，未嫁堂前目已成。” 以辅佐或投靠外族的王猛与李陵比拟李氏和朱彝尊，对二者的未能坚守立场深表痛惜与不满。征之于李氏的本心与后来行迹，屈氏所论有失于主观。不过，来自舆论的指责以及友人的微词与讥讽，给李因笃的心理负担不言而喻。

　　李因笃的应试并非出于本愿，入京之后，其遗民本色也一如既往。在与新朝官员的唱酬中，他不失时机地表明意欲归隐的想法。《陈情抵京，再寓张廷尉幼南斋中属书屏诗十首》之十云：“努力济时属公等，茂陵终许卧相如。” 在与应考诸人游赏冯溥的万柳堂时，他有诗曰：“肯赐五株归渭曲，衡门长日带清阴。” 不愿流连京华冠盖，意欲返归田园。这一心绪在与新朝显贵的唱酬中尚显含蓄，而在与遗民同道的交接中则显露无遗。他曾对王弘撰诉说苦恼：“即今长安道，贤达密列仗。底须驱麋鹿，绵蕞议趋抗。偃卧室尝闲，将迎项犹强。” 与奔走逢迎的“贤达”划清界限。诗末两句尤其体现出其铮铮傲骨，以及不欲为朝廷所羁縻的志向。《答无异先生》云：“暗存乔岳泪，犹把汉臣诗。柳自青阳色，松余白雪姿。冥鸿随所往，不图上林枝。” 以坚贞的松柳自喻，心眷故国，坚守华夷之辨，丝毫不贪恋清廷将会给予的荣华富贵。面对顾炎武等人的误会与不解，其《得宁人先生书感赋却寄》直陈心曲：“幽芳出谷原多事，劲竹同根迥自如” ，上句以“幽芳”自比，透露出朝廷强行征召所带来的压力，下句则以“劲竹”自喻，意欲保持高洁的品节，不因外部环境的恶劣而改变，倔强意态即此可见。结合他日后的实际行动来看，李因笃此言决非虚假之词。

　　入京之后，李因笃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向当道官员频频陈说母亲老病需要照料，期盼对方能建言朝廷批准返乡。朝中重臣如冯溥、叶方蔼、李蔚、杜立德、梁清标、魏象枢等人，为其申说殆遍。《赋赠叶学士讱庵》曰：

　　当年逢访落，被诏至樵牧。少壮多夸辞，诸公或谬录。虚名玷荐贤，屡檄蒙敦促。扶病哀台司，跽陈许削牍。睿怀自崇广，衔恤空踟蹰。宛转策引迈，粗粮倾储粟。刻归欺老亲，行役浩川陆。……叨恃下交谊，愿抒怀抱曲。圣王体庶物，陟屺为频蹙。喉舌赖良粥，细微原并育。一夫苟失所，如己推沟渎。公肯置飞鵻，籲恩纵野鹿。泰山仰止同，遥庇孤生竹。

　　极陈自己以“夸辞”而得“虚名”，名实不符，言外之意即是难为朝廷效力。更以启程前对老母承诺“刻归”以及思母心切为由，期盼叶方蔼能向皇帝说情，盼望当政者本着儒家的孝道，将自己放归田园，语气近于哀求。在此诗写作前后，他为清廷录取，与朱彝尊、严绳孙、潘耒三人以“布衣入禁林”，被时人称为“古今旷典” 。但李因笃他对此名号非但不以为荣，反而想方设法加速离京。他向时任内阁大学士的李蔚诉说衷肠：“势迫违慈母，途歧恋别筵。雪霜身契阔，河海泪潺湲。……乞养要无已，孤恩信有焉。回头双华阻，举目五云连。所恃萦瓜瓞，还劳芘葛绵。恭期致尧舜，锡类许矜全。” 不愿恋恋官位，恳求对方能成全自己返乡照顾老母的心愿，诗意与上引致叶方蔼诗如出一辙。与此同时，他向理学名臣魏象枢企求援手：“家贫怕不充，乞米负且戴。况乃滞行役，维萱违树背。悠悠忘啮指，孰与救衰惫。公有人伦责，绝裾亮所诫。愿归窃余光，明发自淑艾。” 叶方蔼和李蔚是否为其向康熙求情，难以确考。征诸李氏本人后来的回忆，魏象枢的确曾助其一臂之力。李氏在归乡后作信致魏氏，称其“代为抗疏，高风大义，求诸古人所希” ，其晚年所作《存殁口号一百一首》第一首中“封题义重压弹冠”句下自注云：“大司寇魏公象枢前以御史大夫，为予密疏龥归。” 可见他后来得以获准返乡，与魏氏的襄助密不可分。

　　李因笃所以急切返乡，除了对母亲的思念与牵挂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意欲保全其遗民志节。关于这一点，时人在其离京时所作送别诗中已有指认 。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后，他随即上书康熙，祈请归养老母，但“通政司不敢以闻”  ，并未将其上交康熙。通政司，明代始设，清代沿置，掌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通政司官员所以不接收其奏疏，盖考试结束仅两月有余，而且李氏甫被授予检讨之职，或有逆龙鳞之虞。李氏“不得已，冒封事上之。帝鉴其诚，许之，不以违制罪也” 。得以不就职而归。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李因笃此举面临极大的人身风险。同为博学鸿儒科进士的徐釚就说：“伏阙再上书，终养遽难遂。封奏假密陈，尔乃达于帝。当宁虽动容，小臣魄犹悸。” 道出了局外人心惊胆战的观感。李因笃对可能面临的后果应当有所估计，而所以毅然不畏，大概只能解读为其遗民立场的坚定使然。

　　李因笃在居京应考前后，亲身感受到了新朝的礼贤下士。康熙帝对于来京应考者在物质生活上给予诸多优待，在按月拨付银两以供应生活需求外，同时兼有赐宴，极尽笼络之能事。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关怀，使得来京考试的诸多士人心存感念。朱彝尊、毛奇龄等人均有诗文称誉其事。李因笃诗集中对此记载不多，但也有涉及。《陈情后投上家高阳相国》曰：“滥分仓庾米，叨给度支钱。睿藻虽同及，温纶乃下诠。爰忘蓬户陋，竟备石渠员。” 另外，李因笃所以能够“全身而退”，得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名节，的确也离不开康熙的玉成。李因笃对此也心知肚明，其离京之际所作《留别吴侍讲卧山》有曰：“帝性孝且仁，深宫照无忒。怀归悯小臣，念母情凄恻。诘旦沛殊恩，还山忽已得。 赞誉康熙具仁孝之心，而且能推己及人。诗中以“小臣”自称，可见他已认同了清朝的合法性，态度已然软化。此处所以俯首称臣，当然有时间流逝冲淡了遗民情结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亲身感受到康熙的“眷顾”使然。与此同时，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新朝的统治趋于稳定，康熙施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以对汉民族文化的接受为重心，赢得了士林包括遗民在内的高度认肯。李因笃对此屡有赞誉：“更喜右文逢圣主，明良佇和集贤端。” “自昔时艰多右武，于今主圣复崇文。” 对遭逢圣主而欢欣鼓舞，对文治的复兴充满期待。除此之外，李因笃对康熙的政治功绩以及治理方略等，也屡有赞颂。如《方伯穆公廉仁颂并序》曰：“上御极之二十有八年，声教被于万国，自古重译所不至，咸受书朔而通梯航，偃武修文，告成岱宗，而犹宵旰孜孜，殚精吏术。”而且不无感恩地回忆道：“旧岁蒙恩旨，尽蠲陕西田租，秦民击壤康衢，不啻游尧天而载舜日。” 赞誉新朝统治的蒸蒸日上，视其为尧舜再生，夷夏之防的观念几近泯灭。应该说，这些评价并非虚假的应酬之辞，而是发自心底的赞誉，至少是站在客观角度评价了新朝的治平气象。我们知道，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华夷之辨”，乃是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判断标准。当清廷接受并尊重汉民族文化之后，遗民原先的拒斥心理有所改观，也在情理之中。也正是受到这些开明政策的感召，李因笃虽然坚持不仕，却力劝友人积极进取：“盛代右文勤汉诏，茂陵车马莫踌躇。” “欣逢熙代崇儒术，竞许通才策茂勳。” 俨然已成为新朝的鼓手。

　　李因笃对新朝虽从拒斥变为接受，但其遗民底色仍顽强存留，这在他归乡后的诗文和行迹中都有鲜明体现。其《重叠前韵六首》云：“愿存贞秀性，同保岁寒姿。” 坚如磐石的遗民立场即此可见。抵家之后，他“随易常服，见宗族戚友，口不道京邸事，居家不改寒素风” 。这些行为固然出于安贫乐道的性情，但从中亦不难窥见其与清廷的心理距离。在返乡后不久，其母去世，但他守丧期满仍坚决不仕。他意欲最大限度地维护遗民形象的用心，于此也显露无遗。另外，在顾炎武等好友陆续去世之后，暮年的李因笃伤感不已：“比失赏音人，旋亡同志友。寥寥天地间，郁郁丧家狗。”“丧家狗”一语，盖谓遗民友人的逝世致使其丧失了心灵家园，生存的依托也漂浮无定所。语气沉郁悲痛，可见其内心深处对遗民形象的自我认同。同诗中，他对一己之立身亦有反思：“竟尔窃虚声，行藏终抱疚。生平禀薄尚，淟涊空搔首。” 夹杂着自责、自惭和遗憾，愧疚于未能彻始彻终地持守人生理想。在与友人信中，他又感慨道：“伤老大之相催，行藏之失据，徘徊永夜，时相泣下沾衣也。” 亦是悔恨与羞愧、伤感与无奈交织杂陈。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他参加考试以及后来的被授予检讨，都是难由自主的被动行为。面对朝廷的强权，他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似乎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但上引言论也反映出其遗民情怀与底色的顽强存留，这与对新朝圣主的赞颂美誉共存一身，体现出其晚年心态的复杂和多元。

　　三

　　李因笃的心态流变在博学鸿儒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同时的博学鸿儒科诸人，特别是那些深具遗民情结者，其心理世界变动的历程和最终特征与李氏不无相似，也反映出清廷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及其限度。

　　博学鸿儒科诏书下达之后，“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唯恐不与” 。但许多气节之士则拒绝应征，除了李因笃之外，像毛奇龄、严绳孙等人起初均以各种借口予以推脱。易代之后，毛奇龄曾作诗明志：“人生有义分，各自为主臣。季布哭项羽，王蠋悲齐湣。鸟雀自有侣，毛发亦有伦。不观山谷间，尚有秦遗民。” 以忠于旧主的季布和王蠋自比。严绳孙出身明代官宦之家，祖父为明代刑部侍郎，父亲为副贡生，他在明亡后洁身自好，满足于山水田园之乐，并以陆机入洛自诫：“吾闻洛阳道，得丧齐相赴。君看车马间，尘衣变缁素。” 深以素衣“变缁”为戒。清廷博学鸿儒科考试诏书下达后，他们都受到地方官员的举荐，毛奇龄曾三上《辞徵檄揭子》，列举自己才学不副，老病疲弱，百般推辞。严绳孙也寄书京师友人，极力拒绝。在考试过程中，二人均刻意犯下低级错误，但最后均被授予职务。进入明史馆后，他们目睹新朝统治的崭新气象，又受到康熙的种种眷顾，于是开始大力称颂圣主明君，相关论调与李因笃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毛奇龄集中如《奉和扈从登封应制四首》、《午门谢恩恭纪》、《瀛台赐宴赋》、《汤泉赋》等，皆堆积称誉之词。他说：“甘泉徒有赋，未敢拟扬雄。” 隐隐以颂扬新朝的扬雄自比。严绳孙在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后，作诗揄扬上功，诗序云：“臣以草野蒙恩，备员侍从，外之不能援笔幕府，效飞书驰檄之用，内之亦未获登名山而颂功，以继七十二代之编录，情不自已，聊成短律。斯若厦成燕贺，候至虫吟，猥从诸臣之后，仰塵睿览。” 言辞之间，满是对自己才能薄劣的愧疚与遗憾，已寻觅不到昔日对宦途的惊惧与畏葸。与李因笃、严绳孙并称“四大布衣”的朱彝尊与潘耒，前者一度投身反清复明斗争，后者从学于徐枋、顾炎武等遗民，在被征时不无抵触：“枚马掞天才不少，因何搜采到岩中。” 但进入史馆后，他们均以报效新朝为职志。朱彝尊对自己被擢拔一等，授翰林检讨的经历津津乐道：“故事，翰林非进士及第与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职，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异数矣。”两年后，他又被选为日讲记注官，后来出典江南乡试，“拜命之日，屏客不见。将渡江，誓于神。入闱，矢言益厉” ，意欲以此报答康熙帝的赏识。潘耒劝勉同人徐釚说：“词林为文学侍从之臣，怀铅握椠，固其职事，不得以雕虫篆刻为嫌。至吾侪遭逢不世，以文学特见褒异者，尤宜早夜孜孜于是。” 被征初期的徘徊与犹豫不见踪影，以文章报国，黼黻盛世，已然成为他们心态的重要方面。

　　不过，上述诸人在某些场合又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厌倦馆阁生活，期望返归故乡的心绪。早在离乡之初，他们就有强烈的返归田园之念；而李因笃的离京，则推动了这一心态的发展。李因笃离京时，他们多作诗送别。对比李氏的刚强与坚韧，他们或表达钦佩之情，或流露出自惭心理。毛奇龄《送李检讨予养还山》曰：“人生有初服，亦欲奠所贞。何为坐拘牵，密志徒怦怦。”“视此三寸扰，何如一日闲。予有湖上业，滟潋通周官。思以隔一曲，未敢徼圣欢。” 意欲挣脱官场束缚。严绳孙《送李天生同年侍养归秦中》云：“李子抱明义，出处何轩然。既览千古迹，肯遗寸心愆。……余交苦不早，执义乃随肩。顾我无一长，弥悲已徂年。招提对尊酒，中心难尽宣。愧尔既非一，敢忘平生言。” 喟叹自己的出处难比李因笃，末尾之语则透露出两人似乎早有约定，而又与行藏有关。潘耒《送李天生回关中》谓：“羡君胆坚刚，壮君气勇决。……国士信无双，于此见奇崛。” 对李氏的胆识赞叹不已。其实，与李因笃不无相似，他们在效忠新朝的同时，内心的兴亡之感并未荡涤无余，稍有机会便有流露，特别是在与遗民友人唱酬之时；他们对旧国的思念拂之不去，只是表达的方式稍显隐晦而已。毛奇龄曾以滞留北方不得南归的庾信来自比：“岂不被显爵，亦既叨殊恩。无如慕乡井，惠好难重陈。生逢乱离世，老作异代身。江南草长时，回望情弥殷。枳橘岂秦产，夷齐本商民。一吟思归辞，泪下霑衣巾。” 并不贪恋新朝给予的政治待遇和物质恩惠，而以“商民”自居。严绳孙居京期间也惭愧于未能持守自好：“今日风尘浑丧我，漫将身世问乾坤。” 而愈到晚年，他们反思自身的出处时，愈不乏自责和内疚。毛奇龄为自己预作墓志铭中，就有“出处未明” 一语。朱彝尊则对黄宗羲说“予之出，有愧于先生” 。这些心绪的产生，大概还是浓厚的遗民情结使然。有论者指出，博学鸿儒归乡之后，从事著述与诗文创作，内心较为平和，但就上引诸人的言论来看，则其内心世界显然存有一丝不安与惶恐，并未真正做到平淡自适。

　　明清易代之初，士林中以遗民自居者为数不少，但随着清廷统治的逐步巩固，又面对困难窘迫的生存环境，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降心出仕，为新朝服务。对这一情形，黄宗羲曾感喟道：“年运而往，突兀不平之气，已为饥火之所销铄，落落寰宇，守其异时之面目者，复有几人？” 与此同时，清廷也不遗余力地网罗遗民，将其吸纳到体制中来，为我所用，进一步消泯其故国情怀。新朝进士韩菼观察到：“圣人方急才，如开八紘，尝访及山林草泽间侧席幽人如不及，而词臣之出者得迁故官，比比也。” 以博学鸿儒的征召为标志，清廷分化遗民的政策到达高峰，关于康熙帝此举的用心，正如孟森先生所谓：“一为消弥世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妆点门面。” 就其实际成效而论，那些进入翰林院的遗民，无形中受控于体制，自不敢放言高论；而不愿就职的遗民，对清廷的态度也由激烈趋于缓和，如顾景星在考试后被允准返乡，就对“圣德包无外，天恩遂许初” 感激涕零，回乡之后，他又向友人自陈心愿：“太平乐事还堪赏，白首狂歌答圣朝。” 从表面上看，康熙帝虽未将他们成功地笼络到体制中来，却通过赐官与赐归等柔性手段，很大程度上收揽了人心，进一步树立并巩固了自身宽宏大量的开明形象，所得远远大于所失。应当承认，在世易时移，遗民逐渐接受新朝的情势下，清廷通过以博学鸿儒科考试为代表的种种右文政策，加速了遗民心理世界的蜕变，也进一步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但不能忽视的是，任何政策的效用总有其限度。特别是对那些年长而又亲历明清易代的李因笃等人而言，他们的遗民情结已然根深蒂固，自非外力在短时间内所能扫荡无余。他们虽也对新朝歌功颂德，甚至还有或隐或显的报效之志，但其对人生出处的考量，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基准。可见由传统所赋予的某些文化心理，自有其韧性与强度，并不能被政治强权彻底消除。而经历明清鼎革的士人，其心态的迁换更非干净利落，往往在新变之中夹杂陈迹。这也是审视其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的重要前提。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