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促进数据分类分级和确权授权使用，有利于让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出来，便利生产生活，完善社会治理。

　　当前，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环节，正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比如，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搭建数据资产交易平台，探索形成数据资产定价模型，吸引200多个运输装备制造企业开展交易；又如，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了商品价格指数等多个系列数据产品，能为国内外现货和衍生品市场提供结算基准和定价参考；再如，浙江四港联动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智慧物流云平台，实现了班轮船期、运输价格、海关报关等信息的一站式查询。这些都是利用数据要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案例。

　　我国具备海量数据资源优势，数据挖掘和数据开发潜力巨大，推动数据资源在相关领域和产业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空间广阔。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要统筹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产权明确，交易才能更加公平透明，利益保护才有据可依，从而推动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让各类主体、各类人才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上尽展其能。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的积极作用，必须让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比如，讯飞医疗智医助理协助浙江诸暨打通市、镇、村三级共300多家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促进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从图书出版数据融合创新应用，到农业病害智能化预警，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有效配置数据要素，能便利百姓生活、增进民生福祉。这启示我们，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必须打破数字壁垒，促进数据共享，合力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数据产权如何确定，数据交易安全和隐私难题如何破解，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怎样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破解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需要在实践中找寻共识，探索建立有利于数据安全保护、有效利用、合规流通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也需要从法律制度层面跟进，建立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构建起与数字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必能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充分发挥数据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的作用，有助于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我们还需要继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据要素更好赋能经济发展和美好生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