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提高人们对健康锻炼行为的预测和干预效果，基于健康行动过程取向（HAPA）与计划行为理论（TPB）整合模型为测评基础，通过对中国城市青少年（n=152名）、大学生（n=204名）及城市健康成年人（n=97名）进行问卷的调查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HAPA与TPB整合模型更适合对健康成年人锻炼行为的预测与干预，理论模型更接近真阶段模型（非连续性模式百分比分别为35%），而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显得偏低；（2）行为意向、行为计划和锻炼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中国健康成年人群体中三者的路径系数呈显著性（Y行为意向与行为计划=0.47，p﹤0.05；Y行为计划与锻炼行为=0.48，p﹤0.05），而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体则表现不一；（3）行为意向的前因变量在不同群体中表现极不一致，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对锻炼行为的显著直接路径，而非以往认为的间接路径。同时，研究证实，父亲的锻炼行为对青少年群体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路径（=0.47，p﹤0.05）。结论：该整合模型更适合对中国成年人健康锻炼行为的阶段干预和预测，对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的干预和预测仅得到部分支持，许多前因变量存在对锻炼行为显著地直接路径（如社会支持，主观规范等），而未能呈现阶段性特征，根据不同群体的变量特点进行干预策略实施才能更加提高干预的效果。

　　关键词：锻炼行为；健康行为过程取向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调节变量

　　1 问题的提出

　　锻炼行为的形成与干预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其理论研究也是锻炼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国内外不少文献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并逐渐形成了多种较为成熟的锻炼行为理论模型。从当前的主流模型来看，主要有健康信念模型（Maiman，Becker，1977[1]）、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85[2]）、转换理论模型（Prochaska，Diclemente，1992[3]）、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1986[4]）及健康过程行为取向理论（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简称HAPA；Schwarzer，1992[5]）等，人们对这些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展开，并且取得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在健康信念模型方面，熊明生（2004）对健康信念的模型研究指出[6]，该模型对疾病、保健方面的锻炼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由于存在较多的变量，使得人们无法清楚地认识哪种或哪些变量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张力为，毛志雄（2003）的研究认为，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并非是为了避免疾病[7]。因此，风险认知这一调节变量成为人们争执的焦点，认为这一变量的预测作用是不存在的。在其他几种测评模型方面，也存在诸多类似的现象。社会认知理论的最大不足在于它的复杂性，虽然能够对锻炼行为的一些影响因素做出解释，但由于变量间的关系不明，且存在测量有效性问题，致使从干预的角度来加以实施难度较大。自我决定理论强调的是动机的作用，并强调意向这一中间变量，认为行为意向是锻炼行为形成的关键调节变量，人们通过内部动机的提高来改变行为意向，并促成锻炼行为的形成。然而，该理论却并不能处理好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的关系。

　　与前面诸多理论相比，计划行为取向理论（简称TPB，下同）与健康行为过程取向理论（简称HAPA，下同）似乎在诸多研究中表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和一致性。计划行为理论假设，人的行为取决于行为意向，行为意向由个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主观控制感所决定。同时，主观控制感对行为的产生具有预测作用，该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可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测量的便捷性，如谢龙（2009）以青少年为测试对象，采用“锻炼态度”量表为测试工具，分析了各维度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8]，并着重分析了行为意向的中介调节作用。孙晓强（2006）考查了参与动机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内在动机受诸多约束因素的影响，并指出内在动机与体育参与频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9]。因此，从这些研究来看，计划行为理论似乎在实践中体现出较好的应用价值，但由于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锻炼行为的连续性，但在实际中，锻炼行为的形成可能存在不同的阶段性，而不同的阶段表现出的特征存在显著的不同，如HAPA理论指出，人们健康行为改变可以细分为3个阶段：决定前阶段、决定后行动前阶段及行动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个体影响因素会不同，那么，势必其干预策略也会不一样，这就使得计划行为理论可能在干预领域中的应用受到局限。再就是，相关研究指出，该理论仍然有50%的行为意向和行为的方差未被解释（sheeren，conner， Norman，2001）[10]，对行为意向前因变量的探讨也存在极大的争议，如虽然某个体存在明显的行为意向，但可能并不会导致实际的行为变化。

　　然而，HAPA理论也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完美，虽然，该理论强调了不同阶段的变化特点，人们能够根据不同的阶段施加不同的干预策略，但该理论同样存在极大的应用局限性，由于将健康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那么，在考察影响锻炼行为变量方面不具有直观性，难以选择直接性影响变量。同时，许多因子也存在解释力上的问题，如风险知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11,12,13,14,15]，风险知觉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变量，因为大多数锻炼者并不一定是感知到风险存在而参与锻炼或退出锻炼的。由此可见，这些锻炼行为理论在取得各自进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或进一步验证的地方，同时，它们也受到跨文化背景的检验。面对这两种结构模型的优势和不足，我国学者沈梦英（2010）提出了将两个理论模型进行整合的思路（图1）[16]。试图通过对两个模型的整合提高对锻炼行为的预测，更加清楚地认识各调节变量的具体作用，并寻找出干预途径。但遗憾的是，这还仅是一种理论假设结构，或者说实证性研究尚显不足。

　　为此，本研究基于这一整合模型，结合锻炼行为领域的相关研究和认识，提出以下主要假设：（1）HAPA与TPB整合模型对锻炼行为有较好的预测效度，但不同群体的信效度可能并不一致；（2）锻炼行为的诸多调节变量对不同人群的预测或干预效果不一，其锻炼行为的阶段特征存在群体差异；（3）行为态度、行为意向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诸多以往研究的焦点，且它们都是重要的考察变量，但三者的关系应该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4）行为意向的前因变量（任务自我效能、结果期待、主观规范、社会支持和行为态度）是重要的考察范围，这些调节变量可能因群体的不同而存在与锻炼行为的不同路径关系；（5）其他外生变量的作用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如父母、年龄等因素，这些外生变量也可能因为群体的不同而发生显著的变化。总之，本研究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试图以HAPA与TPB这一理论模型为测评依据，选取不同群体（城市健康青少年、大学生及城市健康成年人）为测试对象，以能够系统地解释不同群体的锻炼行为和调节变量的作用表现。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模型及来源

　　由于HAPA理论与TPB理论存在各自的局限性，沈梦英，毛志雄（2010）等提出以HAPA理论为主要基础，并整合了TPB理论模型的部分调节变量，将这两种模型进行了理论整合（图1），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将原HAPA理论的三个阶段（无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和行动阶段）分别称之为决定前阶段、决定后行动前阶段和行动阶段，并且将风险知觉这一变量进行了剔除，增加了主观规范和行为态度变量。同时，考虑到目前许多研究对外生变量的探讨，本研究选取父母、年龄、性别等变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进一步明确不同调节变量的作用或关系。

　　2.2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城市健康青少年（简称青少年，后同）、大学生及城市健康成年人（简称成年人，后同）为不同群体进行调查（具体见表1），其中，青少年年龄为15-17岁，共选取152人；大学生为18-23岁，共选取204人，成年人为30-55岁，共选取97人。问卷采用邮寄、电子信件及现场发放等形式进行。

　　2.3 量表的选择

　　问卷1：选用沈梦英改编的《体育锻炼行为调查问卷》[17]，具体包括结果期待（6个条目）、行为自我效能(4个条目)、行为意向（3个条目）、应对自我效能(4个条目)、恢复自我效能（3个条目）、行为计划（2个条目）及社会支持（13个条目），采用5点量表形式进行测评。

　　与此同时，为了考察不同群体不同阶段各调节变量的特征，问卷还包括对“锻炼阶段”的调查。其中，锻炼阶段诊断量表包括5道题项，即“请您回想在过去4周内，您是否以至少中等强度，进行每周3次，每次30分钟（或至少每周累计1.5小时）的体育活动”？如果回答的是“没有，且无此打算”或“没有，不过我有此考虑”，则判定为处于无意向阶段；如果回答的是“没有，不过我已经考虑并有详细计划了”，则个体处在意向阶段；如果回答的是“是的，最近刚开始”或“是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则表明个体处在行动阶段[17]。

　　问卷2：由于该研究涉及TPB理论模型的相关调节变量，为此，选用Ajzen（2006）的TPB量表进行测评，该量表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感和意图四个分量表（共14个题项）[18]，具体数据分析中主要是选取了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变量。

　　文中主要调节变量的界定如下：

　　任务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执行某种行为的能力知觉，它是指在无意向阶段，个体还没有行动，但形成了动机[17]。

　　应对自我效能：也叫保持自我效能，代表了个体应对在行动保持阶段行为障碍的能力[17]。

　　恢复自我效能：说明个体行动失败后及从停滞点又重新开始行动，指个体中断行动后对自己又重新恢复行动的确信程度[17]。

　　结果期待：指个体关于自己行为后果的主观期待[17]。

　　行为意向：个体是否有参与锻炼的打算，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去参与锻炼，计划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17]。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实施或不实施某一锻炼行为时，主观感受到的社会（他人）压力[7]。

　　社会支持：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社会、他人对自己参加体育运动的支持和鼓励[19]。

　　行为态度：个体在不同的概括水平上对锻炼的肯定、否定或中性的评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