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成年人各调节变量更加符合这一整合模型的特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存在一些调节变量并不一定符合该整合模型的阶段性特征，如行为态度、行为意向等，一些研究曾指出[25,26,27]，行为意向在锻炼行为的发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变量的作用，然而，本研究显示，行为意向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并非如此。相比之下，社会支持、结果期待、任务自我效能等调节变量更具有非连续性模式，预示着这些变量可能更加符合该整合模型的特点，加强社会支持和任务自我效能可能更加有助于他们锻炼行为的最终形成。

　　表5 本研究各阶段参与者的人数及比例一览表

　　3.3 各调节变量在整合模型的非线性趋势

　　根据sutton的理论，当模型的非线性趋势非常明显时，则表明该模型为真模型[28]。为此，在这里对不同群体的各调节变量进一步进行了线性和二次方曲线分析（表7），从获得的曲线分析来看，成年人群体的非线性趋势非常明显，即更加符合真阶段模型的论断，而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非线性趋势，或者说仅表现出一定的非线性趋势，因此，这只能说是在部分上支持了该整合模型为真阶段模型。

　　3.4 该整合模型前因变量的直接作用路径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处于该整合模型的前因变量（任务自我效能、积极结果期待、消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社会支持和行为态度）在不同群体中的作用表现并不一致，尤其是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当中，可能并不一定符合该整合模型的阶段性特征，这也是本研究的假设之一。为此，在这里笔者对这些前因变量与锻炼行为之间进行了直接路径分析（表8），结果显示，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在积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和社会支持变量上存在显著性作用路径，且解释率相对最高，这预示着这些变量对该群体的直接作用是明显的。而对于成年人而言，仅任务自我效能对锻炼行为存在显著直接路径，其他变量并无显著作用。因此，这进一步表明，该整合模型可能更适合健康成年人的锻炼行为干预，而对于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而言，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该整合模型并不一定有效，实际上，通过社会支持、主观规范等变量的调控可直接干预该群体的锻炼行为，行为意向和行为计划等中介变量在该群体的健康行为形成中并不一定存在。

　　3.5 外生变量的相关影响

　　本研究的假设之一是要探讨不同外生变量可能对不同群体的锻炼行为产生不同的变化，为此，在这里笔者对HAPA与TPB整合模型进行了外生变量的补充（图3），主要是考虑父母、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考虑到HAPA与TPB模型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的不一致性，主要考察了这些外生变量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锻炼行为的影响（图2，3），结果可以看出，父母锻炼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存在显著的作用，尤其是父亲锻炼对青少年群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0.47），其次是年龄上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0.33），性别和母亲的影响不是十分的显著。因此，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对青少年群体的锻炼行为干预不一定符合锻炼行为形成的阶段性特征，而父母锻炼可能是一重要的直接性调节和干预变量，尤其是父亲锻炼可能影响更为积极。

　　4 讨 论

　　由于考虑到现有锻炼行为理论形成的文化背景及自身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对一些锻炼行为理论进行整合性研究，其中HAPA与TPB整合模型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由我国学者沈梦英于2010年提出的，也是对锻炼行为理论的一种本土化改造，该理论的提出似乎更加接近真实模型结构。一个真模型的提出必须即简单又要符合数据的统计分析，即必须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测试显示，从得到的各项拟合指数来看，基本能够满足要求，尤其是对于健康成年人这一群体，理论模型拟合较好，青少年群体的各项拟合指数略显偏低（如2/df=1.742，统计范围为2～5之间[29]），其信度也并不是非常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该理论模型可能更加适合对健康成年人的预测和干预。

　　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拟合指数主要用于模型的整体性评价，还需要通过路径载荷、数据解释率等指标来反映具体的结构拟合情况。通过对该整合模型12条路径的分析可知，成年人的各路径系数较高（表4），同时，也展示出来较高的解释率。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的路径系数和解释率较低，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显得更低，这进一步预示着各调节变量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作用路径可能存在不一致情况，即结构模型的拟合性并不一定很高，其锻炼行为的形成可能存在其他理论结构模型。也正是因为如此，本研究对影响锻炼行为形成的任务自我效能、结果期待（分为积极结果期待和消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社会支持及行为态度五个变量与锻炼行为的直接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积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和社会支持变量具有显著的直接路径（p﹤0.05），尤其是社会支持变量的路径系数最为显著（Y青少年=0.527; Y大学生=0.463），其解释率也相对较高，这可能表明社会支持因素是重要的直接干预变量，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可以通过这一变量来进行锻炼行为的干预。

　　当然，模型的真实与否还要接受非连续性和非线性的检验，根据Sutton的观点，只有模型呈现较高的非线性趋势时才能支持模型为真模型的论断，同时，依据统计学原理，多项式趋势分析可以用来检验各调节变量的非线性趋势。为此，本研究通过方差分析和二次方曲线的方式对该模型进行了非连续性和非线性检验（表7），非连续性检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究竟哪些变量在具体的阶段转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结果来看，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青少年群体中任务自我效能、积极结果期待、消极结果期待、社会支持等变量存在显著的非连续性模式（百分比为25%）；大学生群体则是任务自我效能、恢复自我效能、积极结果期待、行动计划、社会支持与行为态度等变量存在显著性非连续模式（20%）；成年群体则表现出更多变量上的非连续性模式（百分比为35%）。同时，在线性趋势和二次方曲线的分析中发现，青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表现出了更多显著线性趋势的调节变量，如应对自我效能、恢复自我效能、行动计划、主观规范及行为态度等，根据真模型判断的相关理论，这预示着HAPA与TPB整合模型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存在更多的线性趋势，而由于非线性趋势是判断一种模型为真模型的重要依据，因此，可以推测该整合模型可能更加适合对健康成年人群的测试和锻炼行为干预。

　　行为态度和行为意向是诸多锻炼行为理论讨论的两个重要调节变量，不少研究也对此展开论证，Ryan E R(2005)指出行为态度与行为意向和锻炼行为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30]，但是这种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即当行为态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同时，这种作用还受社会认知变量的显著影响；Allport将锻炼态度分为目标态度和行为态度[31]，目标态度对锻炼行为起着重要的预测作用，目标态度对行为有直接的启动作用，而不是行为态度；Trandis在态度――行为模式中指出，情感是态度的决定因素[32]。无论怎样，从以往的诸多研究来看，行为态度、行为意向与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从本研究结果来看，三者之间的显著路径关系在健康成年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三者之间的显著路径并不存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本研究对决定前阶段的5个前因变量与锻炼行为之间进行了直接路径的统计分析（表8），以便更为直观地观察作用效果，从这些调节变量的直接作用路径来看，积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和社会支持等变量表现出显著的作用路径，尤其是社会支持变量（路径系数0.527，P﹤0.05），但同时也发现，行为态度变量的直接性作用不显著，因此，这可能预示着行为态度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而言并不是主要的调节变量，当然，这一结论还有待于证实。但不少研究也指出，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他们更加容易受父母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是行为态度本身。

　　为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这些外生变量的影响（这也成为本研究的假设之一），从本研究的统计比例来看，父母为锻炼者意味着其绝大多数子女为锻炼者（图2），否则反之，笔者并由此进行了理论模型的检验(图3)，从检验的各项指标来看，性别与母亲锻炼与否对锻炼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值为-0.14和0.12），年龄和父亲锻炼行为变量对青少年锻炼行为存在显著作用路径（值为0.33和0.47），尤其是父亲锻炼行为这一变量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预示着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父亲是否锻炼将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从社会支持因素来看，对青少年进行锻炼行为干预应着重考虑父亲的锻炼行为。事实上，不少国外学者也对这一变量进行了研究，Julien E(2005)提出了父母对子女锻炼行为影响的结构模型[33]，并经结构性验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Felson MB(1986)研究了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干预策略[34]。当然，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结论[35,36,37]，但从本研究来看，支持父亲对子女锻炼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结论。

　　总的来说，HAPA与TPB整合模型对健康成年人具有更高的结构效度，表现出更为显著的非连续性和非线性趋势，在锻炼行为预测和干预方面可能更为接近真阶段模型，对大学生和青少年而言，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该整合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并不是很高，从非连续性和非线性趋势来看也只是部分变量上得到支持，通过对任务自我效能、积极结果期待、消极结果期待、主观规范、社会支持和行为态度的直接路径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变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点在随后的结构性验证中也得到了证实，因此，未来锻炼行为的干预性策略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锻炼行为形成特点加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