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一）研究背景

　　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这次危机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促成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金融危机的重新认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金融危机的重视；而2020年新冠疫情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动荡又一次刷新人们对其的认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及其央行为国内商业银行和外债融资所提供的担保最终导致了两国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的发生。而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由于希腊等国家其银行持有大量本国政府债券，政府主权债务违约必然伴以银行业危机的发生；也是在这次危机中，由于爱尔兰银行的破产，该国政府对其金融部门所提供的一揽子担保使其发生了政府债务危机（马恩涛等，2019）。对于这些金融危机，尽管每次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有所不同，但银行业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的“孪生性”或“双重性”却未曾改变。如果再考虑上货币危机，这三重危机的“孪生性”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危机。而就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而言，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张新东，2014），如同Reinhart 和 Rogoff（2013）所言，“这场金融危机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威胁”。每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理论界总会掀起一股研究金融危机的小高潮。美国政府甚至专门成立美国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其2008年的金融危机，该调查委员会认为，金融规制及监管失败对国家金融市场稳定性的破坏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三十多年的放松管制和依赖金融机构自我管理的观念，被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及其他一些人所倡导，为历届政府与国会所支持，并常常为强大的金融产业所推动，最终解除了本可以帮助避免这次灾难的关键性防护措施。这种监管方法导致数万亿美元风险资产的关键领域（比如影子银行系统和场外交易衍生品市场）出现监管缺口。很多学者在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和解释上也总想给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标新立异的答案，“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成为解释金融危机不同以往的典型术语，而最后却发现“这次还一样（This Time Is Indifferent Again）”，历史总是在呈现惊人的相似和重复，这也包括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也是在每次金融危机后，实务界特别是各国政府都试图对其金融部门进行救助，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甚至不同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合委员会也会对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修补，以促进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的健康发展。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III：更具稳健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巴塞尔III：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以及《巴塞尔III：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等“巴塞尔III”横空出世，力图重建金融监管规则，弥补监管制度短板，增强单家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在对金融危机的救助中，为了防范危机蔓延、稳定金融市场和重构金融体系，各国政府均投入了巨额的公共资源，以多种方式包括外部救助（Bail-out）和内部纾困（Bail-in）来支持危机银行及其利益相关者，试图帮助危机银行尽快恢复生机。而这通常会对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造成恶劣影响（王益，2012；杨继梅和齐绍洲，2016）。图1-1显示了欧洲债务危机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和政府债务规模，用线形图表示政府负债率，柱形图表示不良贷款率，可见，二者的共同趋势明显。

　　实际上，金融危机特别是系统性银行危机经常导致公共财政的显著恶化，虽然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可能不一样。Claessens et al.（2011）认为政府危机期间进行直接干预的财政成本中值数大约是GDP的6%；但大约三分之一有记录的危机情形，其直接财政成本超过GDP的10%。然而，这些直接成本还没有涵盖银行危机对公共财政的全部影响；这些危机通过其引发的衰退与更高的借贷成本也会对公共财政形成间接影响（IMF，2015）。危机所导致的总成本可以通过公共债务的变化来实现更好的涵盖，这些直接预算成本以及通过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而具体化的间接财政成本（以及任何的成本回收）都能在债务中得到反映。从这个视角来看，银行危机的总成本甚至更大。王胜邦和朱太辉（2018）通过考察全球实体经济部门2007-2017年间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见表1-1），发现其膨胀迅速，他们并将债务规模膨胀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为抑制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欧美国家政府被迫通过大规模注资等手段，对金融部门实施救助，导致危机初期公共债务迅速攀升，一定程度上将难以持续的家庭部门杠杆转移至政府部门；二是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增长乏力，间接推高了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三是全球主要央行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泛滥，并显著拉低了借贷成本，促使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动，推高了资产价格，为私人部门加杠杆提供了激励。

　　而就我国而言，虽然在当前金融制度和金融形势下还不存在发生货币危机的迹象，但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控制风险的前瞻性措施，却也存在发生银行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的可能（马恩涛等，2019）。特别是银行业在风险控制中对于产业的判断和对于企业经营的判断，基本形同虚设，只要每年按时给付利息，不考虑未来能否收回本金。那么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可能马上就是银行危机，因为企业资金链断裂，贷款就很快变成坏账，如果是过剩产能，债务重组后要盈利非常难。近几年来自地方的企业债务危机事件特别是企业高利贷案的频繁出现也揭示出一种风险趋势：普遍的企业债务违约危机在经济转型时期不断恶化，有可能演化为区域性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