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职业女性家庭照护压力

　　作者：深圳大学心理与社会学院　唐咏

　　职业女性，指经济独立的职场女性工作者。她们在职场上需要承受与男性相同的压力，而在家庭中需要扮演贤妻良母的生活角色。尤其二孩政策出台后，部分职业女性选择生育二胎，养育幼儿负担增加。于是，养育幼儿、照顾老人、参加工作的多元角色之间产生的冲突令她们承受了极大的家庭照护压力。本文将分别从家庭照护压力源的发展与变化，家庭照护压力与文化建构以及如何寻找解决策略来深入讨论职业女性的家庭照护与平衡之道。

　　职业女性家庭照护压力源不断变化

　　家庭界定压力的权力从何而来？它来自家庭内部还是女性自身价值？

　　从家庭生命周期发展来看，职业女性的压力源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青年时期，职业女性的压力源主要集中在以个体为中心包括工作定位和良好婚恋关系的问题；而中年时期，则集中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包括经济累积和子女教育的问题。不同时期都体现了时间赋予的特殊性，比如青年期的女性如何进行自我实现的需求，中年期的女性如何有效地教育子女、维系和谐的家庭关系、赡养老年父母以及子女离家后适应家庭空巢期所面临的健康风险。

　　部分职业女性在家庭中依旧会间接地遵循“男尊女卑”的教条，容易将男性权力置于自身之上。在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下，少数女性以他人为中心的压力认知倾向依旧非常清晰，这与其背后的文化理解有密切的联系。但这种文化理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伴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地位尤其是职业女性相比过去已有很大提高，但在少量女性身上依旧会发现，解放之路还需个体付出更多努力。

　　男女两性的家庭压力存在差异

　　伴随愈来愈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因工作导致的男女两性和自身角色的冲突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议题。20世纪70年代后，女性家庭压力话题引发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职业女性相较于其他类别的女性，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普遍较高；其二是她们需要不断平衡家庭和职业关系。这两大特点引发了职业女性关于性别意识与家务劳动分工、婚姻质量之间关系的反思。如果夫妻双方越认同传统性别角色的取向，那么夫妻双方所承担的家务就越不平衡，而由此引发的不公平感对持性别平等态度女性的婚姻影响将大于持传统观念的女性。认同夫妻双方应平均分配家务劳动的职业女性婚姻满意度常低于其他女性，而认为夫妻双方应共担家务的男性的婚姻满意度高于其他男性。当男性平等意识更强时，婚姻冲突较少，但当女性比男性要求平等主义的观念更强时，那么婚姻冲突则更多。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性别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如果单纯从男性立场定义和分析压力，对女性而言并不公平。因此，女性需要从自身视野探讨男女两性家庭压力的差异，这样才能为女性寻找新的支持方向和途径。

　　职业女性家庭照护压力的平衡之道

　　既然职业女性在家庭照护中面临诸多伴随家庭建立和发展不断发生变化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又与婚姻满意程度密切联系，那么研究者更需充分关注职业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优化女性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缩小男性和女性在资源分享方面存在的差距，积极倡导多元均衡的性别分工和互动模式，逐步改变传统的“男外女内”以及“夫主妻从”的婚姻互动模式。

　　第一，与家人良好的沟通以及来自家人的支持对职业女性身心健康异常重要。职业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要寻找合理的平衡点，将妻子、母亲与工作角色进行合理化时间和精力分配。女性如果将过多精力投身职场，会忽视与家人的沟通，而家人不支持的态度会令职业女性产生焦虑情绪而形成更频密的角色冲突。

　　第二，运用社会化家务劳动方式让职业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支出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伴随二孩政策的出台，愈来愈多职业女性加入了生育大军。职业女性需要学会合理利用社会化家务劳动，比如采购净菜、初加工和半成品食物、选用更便捷的能协助家务的电器、聘请钟点工或保姆，缓解自身在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护方面所面临的压力。

　　第三，政府应积极建立适合职业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家庭公共政策体系。比如，鼓励企业增加现场托儿设施，便于育儿期的女性员工顺利回归工作岗位；鼓励企业和单位提供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对哺乳育儿期的女性推行弹性工作制；政府制定托育的公共服务标准，建立服务层次和供给渠道更丰富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儿童日托公共服务体系，让职业女性也可从照顾幼龄儿童的家庭照护负担中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