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供给侧升级转型战略:从劳动密集到知识集约
2018-04-03来源：《城市规划》作者：俞宪忠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自然内生和长期累积了诸多不可持续的发展隐患，在全球化创新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只有全方位和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并以有效参与全球化知识竞争作为供给侧创新驱动的发展引擎，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卓越转型。中国经济新常态只能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和创新人才这三大供给侧变革同时出现和良性互动的结构性结果。决定国家发展质态的根本解释变量不是其需求水平，而是其优质高效的产出供给能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已经成为供给侧产业升级转型的创造性支撑力量。中国未来的发展崛起之路，就在于尽快彻底放弃对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理念认同、制度偏好及路径依赖，转而奉行主要依靠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创新知识增长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关 键 词 劳动密集 知识集约 高质量充分就业 供给侧 创新驱动
引 言
在全球化创新竞争日益加剧的超宏观层面上，中国 经济升级转型的核心依归是创建供给侧可持续的全球竞 争优势，为此需要重构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升级转型战略。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而 且也更加意味着国家间竞争程度的日趋加剧。全球化竞 争的核心内容是知识创新竞争，支撑经济活动的各种知 识创新力量，已经被提升至各国发展战略的首要位次。正如迈克尔·波特( M． E． Porter) 在《竞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但
“竞争的基础转为创造和累积知识”。① 供给侧知识创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劳动就业质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高效发展的“核动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正面临着全 球化浪潮的强烈外部冲击和知识创新的严峻挑战，因而迫切需要加速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供给侧转型升级， 将经济从低质量劳动密集的旧常态转型升级为高质量知识创新或高新科技集约的新常态，通过供给侧劳动就业创造力的创新驱动，将中国经济导入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界面。这将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崛起并获取国际核心竞争优势的根本创新路径，从而成为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重大方略。
供给侧升级战略的全球化引擎
在当代高度全球化、开放化和信息化的竞争世界，国 际透明度已经得到了空前强化，有关国家发展悬殊的相 关画面，能够非常清晰和异常迅速地呈献给各国更加理 性化的民众，任何政府都已经无法依靠政治垄断而遮蔽 国家间重大发展差距的诸多相关信息，各国民众比以往 任何时代都更有可能对政府决策采取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当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质态的一个突 出差异，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常态主要是依赖于知识集 约型的可持续创新驱动模式，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常态 则是主要依赖于劳动粗放密集的要素驱动模式，供给侧 优质生产和有效供给及其创造需求和满足消费等相关能 力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悬殊的根 本解释因素。发达国家在其创造性人力资本、创新性知 识增长、创意性科技发明和创业性就业质量等供给侧领 域，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全领域竞争优势。同时，这也表明 发展中国家供给侧的结构性创新变革将会具有决定意义，大众需求的有效提升和福祉改进只是这种供给侧变 革能力的一个基本结果，这就是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发展启示。
尽管长期粗放型增长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获取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需要创新驱动和升级转型，但路径依赖性 却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持续追求数量型充分就业而非质量 型充分就业，实质上所依赖的是劳动力数量和“中国制 造”而非人力资本质量和“中国创造”。或者说，长期粗放 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驱动而非创新驱动，其劣 质低效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所长期隐含和自然内生的诸多 发展隐患，其实就是低知识含量、低创新能力、低增值能 力、低就业质量、低收入水平、低竞争能力、低水平产业和 低效率产能之间的恶性依赖循环，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正 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际瓶颈和全球挑战。近几年中国经 济增速的持续下行以及“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持续衰 减，加之中国发展选项的低水平重复和劣质低效产能的 持续累积等经济现象，实质上就是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 的必然表现或自然回应。如果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了这种 劣性均衡陷阱之中，就很难规避长期停滞徘徊的“中等收 入陷阱”，作为发展中国家本应具有的“后发优势”将会累 积演变为“后发劣势”。打破这种恶性依赖循环并有效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路径，就是高水平和高质量地 融入全球化竞争，在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方面，像发达国家 那样选择知识创新或科技集约的劳动经济发展战略，而 绝不是一味强调封闭落后和劳动密集的“中国特色”。中 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发展指向就是加速融入全球化，从而 也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逐步淡化“中国特色”，全球化 选择意味着对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的自觉放 弃，或者说“中国特色”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发展障碍，其背后的瓶颈因素就 是理念依赖以及由此决定的制度依赖。决定国家发展选 择质量的无形变量首先是发展理念，正如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 J． M． Keynes) 所指出的那样: “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② 或者说，“不管是
行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③ 。诸多发展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其国际开放度之间高度正相关，“世界银行等断言，一个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与它的经济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更加全球化’的国家比起‘较不全球化’ 的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④ 全球化是中国发展转型过程中根本无法规避的重大约束条件，中国只有加速提升自身的全球化眼光和国际化程度，在与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和国际参照中，重构其发展理念和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创新驱动、赶超效应和转型升级。
事实上，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落后者如何赶超领先 者，而在于领先者如何脱颖而出并持续领先。因为领先 者在缺乏任何创新参照和经验借鉴的情况下，需要承担 初始创新的所有风险和全部成本，而落后者则可以充分 汲取创新领先者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有效规避这 些创新风险并节省创新成本。落后者通过直接向领先者 学习、引进和模仿，进而通过优化、改进和创新，就可以获 得优质高效的赶超效果，从而不需要再重新“摸着石头过 河”，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真正的后发优势所在。后发优势 的真正含义就是后发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和引进某些主要的成功经验及相关知识，用低成 本、弱风险、短时间和高效率的发展路径，走完发达国家 需要较高成本、较大风险和较长时间才能走完的升级过程。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 迪顿( A． S．Deaton) 曾经指出: “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
益于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迎头赶上。”⑤ 如果中国长期过分强调“国情特色”，其实就是在排斥全球化发展进程，路径依赖性会导致中国更加边缘化。凯恩斯( J． M． Keynes) 曾经断言: “若单独构思太久，即使可笑之事，也会暂时深信不疑。”⑥ 贫困落后与固执己见、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密切相关，在全球化 知识创新风云激荡的当代社会，无论是官员阶层还是国 民大众，抑或是企业家群体或知识阶层，通常都具有执迷 不悟的超强路径依赖性，都迫切需要全球化的知识境界 和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在横向比较中理性考量这个激烈 竞争和急速演进的世界。开放性横向比较远比封闭性纵 向比较更有鉴别价值和反思意义，更有利于国家发展路 径优质高效的重新选择，从而能够加速提升一个国家超 边际意义上的全球化选择水平。
《2015 国际统计年鉴》提供的最新国际权威数据表明，尽管迄今中国改革开放已有 38 年的时间，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 2015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全球化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全球化综合指数排名仅为第 75 位，而且比 2014 年的第 72 位下降 3 位。其中，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排名仅为第 120 位，比 2014 年的第 116 位下降了 4 位; 中国社会全球化指数排名也仅为第 92 位。由此表明，中国发展的全球化程度还比较低，加速提升中国 发展的全球化程度，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事情，并已经 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卓越转型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选择背景和重大约束条件。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会错失历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 和工业革命的重大发展机遇，并为此而付出了一百多年 的巨大机会成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的自我封闭导 致在拒绝横向国际参照的迷途中，陷入了国弱民穷的“劣 性均衡陷阱”。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转型只有在对外开 放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在劳动就业和产业升级这两大 重要的供给侧发展领域，彻底放弃主要依靠低质量人力 投入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立足于全球化知识创新竞 争的国际背景，采取知识创新或科技集约型发展战略，充 分开发中国自己理应具有或长期隐匿的后发优势，才有 可能实现供给侧经济发展的卓越转型和高效升级。全球 化对中国带来的强烈外部冲击绝对不是坏事情，因为这 会迫使或激发中国做出某种适应性变革，根本问题在于 正处于转轨关键期的中国怎么去应对。在传统发展路径 和固有模式上的任何边际努力都于事无补，而且还会使 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而只有在全球化层面上致力于寻求 创新性的超边际选择，才有可能获得更加优质高效的发 展选项，从而有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 所需要的绝不是吃止痛剂而是除病根，不是消极改良而是卓越转型，不是延缓某种劣质低效的发展趋势而是要重新寻求创新驱动的变革方向。正如安格斯·迪顿( A．S． Deaton) 所指出的那样: “‘革命’意味着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转变。”⑦ 这也意味着一种对传统认知具有转型价值的“创造性毁灭”和“卓越扬弃”。发达国家理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口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 就业现代化和创新现代化等成功经验表明: 中国只有全方位和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并以全球化知识竞争作为供给侧创新驱动的发展引擎，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卓越转型。
供给侧创新战略的结构性要素
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为了有效满足国民大众的主体发展诉求，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取核心竞争优势，只是保 障并满足国民大众发展诉求的有效路径。在全球化知识 创新主导的外部冲击下，理性考量中国供给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实质上就是探求中国由人口数量大国向人才科技强国发展转型并提升国家竞争能力的新型劳动经济发展战略。人口发展既是所有经济发展的根本手段，更是全部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而人口发展质态又根本上取决于国家采取什么性质的劳动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人口和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迫切需要深刻认识强力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崛起的全球化竞争背景，以人力资本竞争加剧和知识创新此起彼伏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浪潮，绝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虚构概念，而是一个完全真实并可以充分感知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演进过程， 中国发展转型无法拒绝或规避这一重大国际发展背景。长期以来，即使很多拥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也通常将中国落后首先归因于人口太多，但其实并非如此。中国最为显著的国情特色确实就是人口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但人口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口质量低、就业效率差和创新能力弱，尤其是非常缺乏应对全球化竞争的相关知识准备和制度框架。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是否适度的主要依据不是人口绝对数量，而是由人口密度表征的人口相对数量，也就是每平方公里国土所平均承载的人口数量。《2015 国际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2013年，中国人口密度为 144． 6，人均 GDP 为 6992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6740 美元; 而中国香港人口密度为 6845． 2，但其人均 GDP 却为 38364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38520 美元; 中国澳门人口密度为 18942． 3，但其人均 GDP 却为90600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71270 美元; 中国台湾人口密度为 647，但其人均 GDP 却为 22513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21000 美元; 以色列人口密度为 372． 4，但其人均GDP 却为 36051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33930 美元; 日本人口密度为 349． 3，但其人均 GDP 却为 38634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46330 美元; 韩国人口密度为 515． 9，但其人均 GDP 却为 25998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25870 美元; 新加坡人口密度为 7713． 1，但其人均 GDP 却为 55980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54580 美元; 德国人口密度为 231． 4，但其人均 GDP 却为 46255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47250 美元; 意大利人口密度为 204． 8，但其人均 GDP 却为 35478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35430 美元; 荷兰人口密度为498. 4，但其人均 GDP 却为 50793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51060 美元; 英国人口密度为 265． 0，但其人均 GDP 却为41777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41590 美元。上述这些人口密度大大高于中国内地的国家和地区，恰恰同时也都是 现代化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人均 GDP 和国民收入均大大高于中国大陆。这些数据起码可以证明，决定发展水平 和发展质态的关键因素不是人口数量，而是由发展理念 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创新能力及其人口质量和就业质量，人口数量并不构成解释中国落后的根本理由。实质上，人口数量多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成为一个无知或故意 的借口，或者说，根本上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而 基于人口众多和就业需要而奉行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战 略，必定是看到了症状而开错了药方，从而导致了劣质低 效的非合意发展后果，这就是当今中国经济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重大解释因素。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E． 米德( J． E． Meade) 早就警告发展中国家: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该经济失去本来会有的与国外生产者 的竞争力，资本积累的源泉，进而经济增长的源泉将会枯 竭。”“这个体系有两个缺陷: 一个是效率方面的缺陷; 另一个是分配方面的缺陷。”⑧ 原因就在于劳动密集型经济体系在低质量劳动力粗放投入的基础上，自然会形成一 个低效率与低工资之间的恶性循环，从而会由此自动生成一个低水平的劳动经济陷阱。
人口质量虽然与健康程度和道德水准高度相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由受教育程度所决定的科技文化知识及 其相关职业素养，而且教育水平也对健康程度和道德水准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 年人文发展报告》和《2015 国际统计年鉴》所提供的 2013 年全球人文发展指数( 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 排名，中国仅为世界第 91 位，甚至还大大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 2 位，但联合国《全球创新指数( GII) 2014》所提供的信息表明，2014 年中国内地的创新总指数全球排名却仅为第 29位，创新投入分指数仅为全球第45 位。另外，根据国际电讯联盟《衡量信息社会发展 2014》所提供的 2013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信息化发展指数( IDI) 排名，中国大陆仅列第 86 位。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 2013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知识经济指数排名，中国大陆仅列第 84 位。安格斯·迪顿( A． S． Deaton) 还曾经指出: “新的知识、新的发明、新的行为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与收入增长相比，知识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⑨ 相关证据还表明:全世界研究开发工作( Ｒ＆D) 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是在东亚进行的( 日本除外)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研发工作仍然是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的; 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方面仍然严重地依赖于外国投资，而外国投 资仍然主要寻求低成本的劳动力、税收减免以及隐含的保护承诺，与迅速提高的技术完全不搭界。一个国家的 经济发展程度和发达程度主要依赖于其高新科技研发能 力和相关知识创新能力，而高新科技研发能力和相关知识创新能力除了取决于优质高效的制度激励之外，主要 取决于其整体人力资本质量或人才群体状况。正是因为 人力资本质量如此重要，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已经将其发展理念从生产和经济增长转向人类的需要和能力发展上。事实上，只有在人口多与制度落后和人 口质量低等变量相互交织重叠的约束条件下，人口多才 是坏事情。相反，当人口多与制度发达和人口质量高等 变量重新交织重叠时，人口多就会成为好事情，中国就会 由人口数量大国质变为人才科技强国，人口劣势就会转化为人口优势。
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理念扭曲和制度失灵而 导致的教育落后和人力资本质量低下，以及由此决定的 知识创新能力劣势。为此，必须通过制度变革寻求能够 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创新知识增长的有效发展路 径。通过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制度变革而创建出使各种人 才脱颖而出和高效创新的制度环境，不仅可以减少和防 止高质量人才的国际化流失，而且可以从国际社会中引 入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市场化公平竞争和教育发 展本身还可以培育和造就更多高质量人才。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i) 在描述人才和知识的国际化流动时指出: “全球化的思想非常简单。通信成本、运输成本的下降，商品和生产要素流 动的人为障碍的减少，已导致世界各经济体的更紧密的 一体化。全球化不仅是指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而且是 指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以及较高程度上的人员流动性。 全球化不仅包含着市场的一体化，而且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⑩ 中国长期备受社会各界重视的“招商引资”仅仅是次要的物质形式或商业载体，更为重要的是“招商引‘制’”“招商引‘知’”“招商引‘智’”。或者说，增长的实质在于创新制度结构、创新知识体系和创新人 才涌现，这都是中国经济实现供给侧创新驱动的活力源 泉，更是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关键要素。如果没有创 新制度供给、创新知识供给和创新人才供给，任何供给侧 改革路径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供给侧改革成功和经济新 常态的出现仅仅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和创新人才这“三 大供给”同时出现和良性互动的结构性结果或发展函数。
供给侧升级战略与高质量充分就业
经济发展是就业创造的结果或函数，如果经济系统 中的失业率为 100% ，就意味着整个经济活动完全停止了，没有任何人在生产和提供商品或劳务，整个经济系统 就是零产出。劳动就业过程不仅创造了商品和劳务的市 场供给，劳动就业收入还会形成有效市场需求，从而使得 交易活动可以持续进行。劳动就业是劳动者在给定的制 度约束条件下，利用各种知识技能和生产要素的生产活 动。不仅就业水平而且就业效率和就业质量都标志着一 个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优劣、知识水准高低、供给能力大小 和产出效能强弱，并且不同的就业模式( 人力密集或知识集约) 还会通过就业机会供给而强力影响劳动供给和人口发展。供给是整个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强大支撑力量，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看不见的手”强调的就是市场供求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让· 巴蒂斯特· 萨伊( Say Jean Baptiste) 提出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N． 格里高利· 曼昆( N． Gregory Mankiw) 在强调供求关系时曾指出: “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瑏瑡对经济发展而言，需求拉动固然重要，但供给推动更加重要，需求由供给所创 生，决定国家发展质态的根本解释变量不是其消费或需求水平，而是其优质高效的产出供给能力。
当经济中的供给表现为落后产能长期持续累积和资源无效错配，当大量本应破产的国有化厂商受到了政府保护，当供给由国有企业长期垄断而攫取不当暴利，当国企与民企之间缺乏公平竞争，当大量不法厂商供给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当政府部门不能有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市场上存在着“天价鱼”等层出不穷的消费陷阱，当国内民众涌出国门去购买更为价廉物美的商品， 当这些不胜枚举的供给侧现象成为长期存在的“市场常态”时，任何消费者都绝对不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实质上是供给侧而非需求侧主导了整个市场交易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对长期的经济发展而言，供给侧管理远比需求侧管理更为重要。任何远离供给而单纯刺激需求的政策举措，都是虽然看到了症状但绝对开错了药方，都会加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交织重叠。任何有效运转的市场都是首先基于供给侧的充分有效性，只有价廉物美的高性价比商品才能真正有效地刺激和吸引消费需求，任何有效的政府政策都是首先针对厂商供给侧而非消费需求侧。
在比尔· 盖茨( Bill Gates) 的微软创新产品出现之前，市场上还没有相关需求出现，但微软创新产品投放市 场后，不仅创造和引发了长期持续和不断扩张的相关市场需求，而且还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供给创造需求并引领需求的典型案例。市场经 济创新的含义永远指的是供给侧创新而绝对不是需求侧 创新，任何新科技、新产业、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出现，都是 来自于供给侧的创造性力量。市场是供给主导的一切供 求关系的总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低估“供给会自动创造 需求”的萨伊定律的重要性。由历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 和产业革命所强力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已经毋庸置疑 地充分表明: 供给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效应远远大于需求侧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如果经济运行出现非合意 状况，那一定不是需求侧的原因，而一定是供给侧的原 因，或者说，一定不是国民大众消费的原因，而一定是由 政府不当政策和厂商不良行为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由于224
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主角，只有需求主导的传统经济学转 型为供给主导的现代经济学，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 有效和经世济民的经济科学。
商品和劳务由供给侧的劳动就业过程所生产、创造和供给，劳动就业作为供给侧以人为主体的创造性力量， 其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劳动就业状况不仅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实现充分就业还是任何国家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现代经济发展的高效演进，其主要标志就是劳动就业质量的持续提升，供给侧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义，只能是寻求现代意义上优质高效和知识集约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强调充分就业的重要性，也总是围绕着就业和失业问题而争论不休，无论是讨论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还是讨论自愿性失业和非自愿性失业，或者是讨论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等问题，事实上，所讨论的大都是数量型充分就业，而非质量型充分就业。供给侧创新驱动的核心要义就是劳动就业的升级转型: 从劳动密集到知识集约。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所需要的并不是低质量人力粗放投入的数量型充分就业，而是以市场化知识创新能力为支撑的优质高效的高质量充分就业。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本内涵在于: 高知识素养、高创新能力、高产出效率、高收入水平、高偏好满足、高职业精神和高国际水准等，提升就业质量也已经成为供给侧产业升级转型的创造性支撑力量。彼得·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曾深刻指出: 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上将不再有‘贫穷的’国家，而只有无知的国家”瑏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 E． Stiglitz) 也曾告诫我们: “发展的含义甚为宽泛，其中包括社会的基本转型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知识差距的消除。”瑏瑣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各种发展层面上，支撑高质量就业的高水平知识体系已经成为无可比拟的核心竞争力，高质量人力资本及其知识创新能力，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产业或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
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特点是: 高质量人力资本总是供不应求， 而低质量人力资本总是供过于求，这两种人力资本供求不均衡同时并存，使得劳动力市场总是会过滤出一部分低质量劳动力作为常态失业人口。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数量型充分就业不仅会因劳动密集型过度就业而存在大量无效率的隐性失业人口，而且也会抑制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无法适应劳动力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的知识经济发展诉求。
中国作为人口规模全球第一的发展中国家，曾经强力地在全社会推行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长期致力 于实现数量型充分就业，由此而导致劳动边际效率为零 甚至为负的隐性失业大量存在，而且迄今仍然对其数量 型就业模式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其主要表现是: 劳动力市场缺乏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城乡二元割裂的就业制 度依然存在，国有垄断经济中存在着大量隐性失业，政府 部门过于庞大且人浮于事，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无法主 导就业过程，“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层出不穷 ( 大学生就业难) 等。因此，不仅迄今无法实现创新驱动和有效供给所需要的高质量充分就业，而且与此高度相关的产业升级换代也困难重重，其整体经济缺乏足够有效的国际竞争力。
《2015 国际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在 2015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大陆仅列第 76 位。另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提供的权威数据，以购买力平价法和 199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每个就业者 2012 年创造的 GDP，高收入国家人均为 45682美元，世界人均为 18987 美元，而中国人均为 15250 美元。
2014 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为 37897 美元，世界人均 GDP 为人均10804 美元，而中国人均 GDP 则为7594 美元。同期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38392 美元， 世界人均为 10858 美元，而中国为 7380 美元。在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 200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人均 GDP 和人均国民总收入均排在第 91 位。即使不考虑中国 GDP 统计中备受质疑的泡沫性和污染性等多种不合理因素，无论是中国每位就业者人均还是全体国民人均的 GDP 水平，都不仅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供给侧劳动就业的创富水平、创造效率和创新能力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而核心的问题是整个就业质态的劣质低效。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知识创新能力较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就业理念及其制度上长期奉行劣质低效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微观层面上劳动者个人不能通过高质量就业而获得自由而充分的全面发展，在中观层面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及时升级换代为科技知识集约型产业，在宏观层面上也仅仅是“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中国未来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崛起之路，就在于尽快彻底放弃对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理念认同、制度偏好及其路径依赖， 转而奉行主要依靠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创新知识增长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具有显著计划路径依赖性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个自我锁定的巨型发展陷阱，中国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过程，同时也就是打破原有计划制度劣性均衡而重建市场化优质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迫切需要优化改进劳动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 构，减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同时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从而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瑏瑤。但只有彻底摆脱对计划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加速推进市场 化和国际化取向的制度变迁过程，才能实现劳动发展战 略的转轨力度、推进速度和制度配套之间的有效协同，从 而促进中国劳动就业和产业升级的长效繁荣，经济新常 态及其国际竞争力也会由此而自动生成。
中国社会各界固然会担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会释放出一定规模的市场化失业人口，但一方面失业人口存在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不存在任何没有失业人口的市场经济; 另一方面失业人口显性化既有利于真正激活因政府过度干预而长期失灵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而大幅提升市场化发展的经济效率。由此所导致的供给侧创新增强和效率增加，必定会创增出更多超边际性质而且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因素，未来的发展之路仍然在于加速推进市场化发展的制度变革和知识创新进程。市场化竞争对人力资本和劳动就业质量的抬升，也会将中国“人口红利”由“数量红利”转化为“质量红利”。全球化导向的变革力度越大和市场化取向的转轨质量越高，全方位的滚滚“红利”也就越大，从而会赢得可持续繁荣。虽然制度变革通常会伴随着微词和阻力，但拒绝变革则必定会酿就危机和落后， 世界上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开明政府都会在横向比较和理性反思中向前看，任何真正为民服务的政府都应该有担当和远见。
结 语
概而言之，优胜劣汰的全球化竞争具有不可逆性和 非规避性，全球化竞争已经成为全球所有国家须臾不可 离开的强力发展引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深度融入 全球化竞争过程，依此才能有效跳出封闭依赖的劣质均 衡陷阱，中等收入国家方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 大幅提升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基本前提，就是强化全 球化竞争理念并淡化国情特色，在此基础上依靠制度创 新和知识创新的强大驱动力量，将整个国家经济从劳动 密集导入知识集约的市场化发展轨道，其核心要义就是 通过供给侧优质高效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富有国际 竞争优势的经济新常态。在供给侧创新驱动过程中，制 度创新是前提，知识创新是支撑，人才创新是引擎，并集 中表现为供给侧创造性的高质量就业过程。三大创新的 有机协同将会有效创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质均衡，由此方能彻底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性，这就是中国经济未来 实现由供给侧创新驱动升级转型的过程，政府在这一发展 战略变迁跃升过程中应承担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①［美］迈克尔· 波特: 《竞争论》，高登第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7 页。
②⑥［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30 页、序言。
③［美］艾伦· 艾伯斯坦: 《哈耶克传》，秋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8 页。
④［英］戴维·赫尔德等: 《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6、10 页。
⑤⑦［美］安格斯·迪顿: 《逃离不平等: 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
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Ⅻ、52 页。
⑧［英］J． E． 米德: 《自由、公平和效率》，崔之元等译，东方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38 页。
⑨［美］安格斯·迪顿: 《逃离不平等: 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
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XXIII、17 页。
⑩转引自［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21 ～ 22 页。
瑏瑡［美］曼昆: 《经济学原理》( 上册) ，梁小民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0 页。
瑏瑢［美］彼得·德鲁克: 《社会的管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 页。
瑏瑣［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发展与发展政策》，纪沫等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瑏瑤黄少安、杨华磊: 《放松生育管制能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吗————兼论人口世代更迭背景下的宏观政策选择》，《江海学刊》2015 年第 6 期。
作者简介: 俞宪忠，1956 年生，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缀白裘》( 下简称《缀》) 是清代刊印的一部收录元明清三代戏曲作品的选集，目前大陆能见到的只有 1931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汪协如点校本，该本有一些疏漏之处， 下面略举一例:
《缀》四集三卷《八义记·扑犬》: “老爷，这狗方才扑着赵老丞相，紧赶紧走，慢赶慢行，弗是狗头，直是老爷个祖宗哉。”( 汪本 1940 年版第 210 页)
按: 该剧上下文均与“狗头”无涉，实当在“狗”后点
开，而“头直”乃“直头”之误倒。此句当作“弗是狗，直头 是老爷个祖宗哉。”( 意为“不是狗，简直是老爷的祖宗呀”) “直头”一词在《缀》中多见，例如:
《水浒记·刘唐》: “客人亦来哉，我这里的猪只有四只脚，一个头，一个尾巴，没得啥个手个。猪若生子手，直头是个怪哉。”( 初集四卷)
《绣襦记·入院》: “( 丑) 老亲娘六十三岁哉? 弗像。
( 老旦) 老了。( 丑) 看起来直头有七十来岁哉。”( 二集四卷)
《西楼记· 拆书》: “( 净) 阿呀! 兄个文字，篇篇锦绣; 学生个文字，难道就是放屁? ( 小生) 屁中之屁! 屁而又屁! ( 净) 直头屎渣弗如哉! ”( 五集二卷)
《邯郸梦·三醉》: “( 净) 真正乱话! ( 付) 直头拉厾放屁! ”( 十二集四卷) 以上例句中的“直头”均为“简直”之意。“直头”是明清吴语中常见的副词，明清之际的传 奇《钵中莲》、《文星榜》，弹词《文武香球》、小说《九尾龟》 等作品中均不乏用例。
因此，汪本显然系不明方言词义而致此句校点有误。查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出版的《缀》，此句正作“弗是狗， 直头是老爷个祖宗哉”。不误。
( 作者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 键 词 劳动密集 知识集约 高质量充分就业 供给侧 创新驱动
引 言
在全球化创新竞争日益加剧的超宏观层面上，中国 经济升级转型的核心依归是创建供给侧可持续的全球竞 争优势，为此需要重构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升级转型战略。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而 且也更加意味着国家间竞争程度的日趋加剧。全球化竞 争的核心内容是知识创新竞争，支撑经济活动的各种知 识创新力量，已经被提升至各国发展战略的首要位次。正如迈克尔·波特( M． E． Porter) 在《竞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但
“竞争的基础转为创造和累积知识”。① 供给侧知识创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劳动就业质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高效发展的“核动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正面临着全 球化浪潮的强烈外部冲击和知识创新的严峻挑战，因而迫切需要加速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供给侧转型升级， 将经济从低质量劳动密集的旧常态转型升级为高质量知识创新或高新科技集约的新常态，通过供给侧劳动就业创造力的创新驱动，将中国经济导入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界面。这将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崛起并获取国际核心竞争优势的根本创新路径，从而成为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重大方略。
供给侧升级战略的全球化引擎
在当代高度全球化、开放化和信息化的竞争世界，国 际透明度已经得到了空前强化，有关国家发展悬殊的相 关画面，能够非常清晰和异常迅速地呈献给各国更加理 性化的民众，任何政府都已经无法依靠政治垄断而遮蔽 国家间重大发展差距的诸多相关信息，各国民众比以往 任何时代都更有可能对政府决策采取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当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质态的一个突 出差异，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常态主要是依赖于知识集 约型的可持续创新驱动模式，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常态 则是主要依赖于劳动粗放密集的要素驱动模式，供给侧 优质生产和有效供给及其创造需求和满足消费等相关能 力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国家间经济绩效差异悬殊的根 本解释因素。发达国家在其创造性人力资本、创新性知 识增长、创意性科技发明和创业性就业质量等供给侧领 域，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全领域竞争优势。同时，这也表明 发展中国家供给侧的结构性创新变革将会具有决定意义，大众需求的有效提升和福祉改进只是这种供给侧变 革能力的一个基本结果，这就是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发展启示。
尽管长期粗放型增长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获取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需要创新驱动和升级转型，但路径依赖性 却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持续追求数量型充分就业而非质量 型充分就业，实质上所依赖的是劳动力数量和“中国制 造”而非人力资本质量和“中国创造”。或者说，长期粗放 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驱动而非创新驱动，其劣 质低效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所长期隐含和自然内生的诸多 发展隐患，其实就是低知识含量、低创新能力、低增值能 力、低就业质量、低收入水平、低竞争能力、低水平产业和 低效率产能之间的恶性依赖循环，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正 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际瓶颈和全球挑战。近几年中国经 济增速的持续下行以及“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持续衰 减，加之中国发展选项的低水平重复和劣质低效产能的 持续累积等经济现象，实质上就是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 的必然表现或自然回应。如果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了这种 劣性均衡陷阱之中，就很难规避长期停滞徘徊的“中等收 入陷阱”，作为发展中国家本应具有的“后发优势”将会累 积演变为“后发劣势”。打破这种恶性依赖循环并有效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路径，就是高水平和高质量地 融入全球化竞争，在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方面，像发达国家 那样选择知识创新或科技集约的劳动经济发展战略，而 绝不是一味强调封闭落后和劳动密集的“中国特色”。中 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发展指向就是加速融入全球化，从而 也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逐步淡化“中国特色”，全球化 选择意味着对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的自觉放 弃，或者说“中国特色”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发展障碍，其背后的瓶颈因素就 是理念依赖以及由此决定的制度依赖。决定国家发展选 择质量的无形变量首先是发展理念，正如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 J． M． Keynes) 所指出的那样: “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② 或者说，“不管是
行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③ 。诸多发展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其国际开放度之间高度正相关，“世界银行等断言，一个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与它的经济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更加全球化’的国家比起‘较不全球化’ 的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④ 全球化是中国发展转型过程中根本无法规避的重大约束条件，中国只有加速提升自身的全球化眼光和国际化程度，在与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和国际参照中，重构其发展理念和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创新驱动、赶超效应和转型升级。
事实上，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落后者如何赶超领先 者，而在于领先者如何脱颖而出并持续领先。因为领先 者在缺乏任何创新参照和经验借鉴的情况下，需要承担 初始创新的所有风险和全部成本，而落后者则可以充分 汲取创新领先者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有效规避这 些创新风险并节省创新成本。落后者通过直接向领先者 学习、引进和模仿，进而通过优化、改进和创新，就可以获 得优质高效的赶超效果，从而不需要再重新“摸着石头过 河”，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真正的后发优势所在。后发优势 的真正含义就是后发落后国家可以直接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和引进某些主要的成功经验及相关知识，用低成 本、弱风险、短时间和高效率的发展路径，走完发达国家 需要较高成本、较大风险和较长时间才能走完的升级过程。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 迪顿( A． S．Deaton) 曾经指出: “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
益于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迎头赶上。”⑤ 如果中国长期过分强调“国情特色”，其实就是在排斥全球化发展进程，路径依赖性会导致中国更加边缘化。凯恩斯( J． M． Keynes) 曾经断言: “若单独构思太久，即使可笑之事，也会暂时深信不疑。”⑥ 贫困落后与固执己见、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密切相关，在全球化 知识创新风云激荡的当代社会，无论是官员阶层还是国 民大众，抑或是企业家群体或知识阶层，通常都具有执迷 不悟的超强路径依赖性，都迫切需要全球化的知识境界 和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在横向比较中理性考量这个激烈 竞争和急速演进的世界。开放性横向比较远比封闭性纵 向比较更有鉴别价值和反思意义，更有利于国家发展路 径优质高效的重新选择，从而能够加速提升一个国家超 边际意义上的全球化选择水平。
《2015 国际统计年鉴》提供的最新国际权威数据表明，尽管迄今中国改革开放已有 38 年的时间，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 2015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全球化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全球化综合指数排名仅为第 75 位，而且比 2014 年的第 72 位下降 3 位。其中，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排名仅为第 120 位，比 2014 年的第 116 位下降了 4 位; 中国社会全球化指数排名也仅为第 92 位。由此表明，中国发展的全球化程度还比较低，加速提升中国 发展的全球化程度，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事情，并已经 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卓越转型所不可回避的基本选择背景和重大约束条件。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会错失历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 和工业革命的重大发展机遇，并为此而付出了一百多年 的巨大机会成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的自我封闭导 致在拒绝横向国际参照的迷途中，陷入了国弱民穷的“劣 性均衡陷阱”。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转型只有在对外开 放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在劳动就业和产业升级这两大 重要的供给侧发展领域，彻底放弃主要依靠低质量人力 投入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立足于全球化知识创新竞 争的国际背景，采取知识创新或科技集约型发展战略，充 分开发中国自己理应具有或长期隐匿的后发优势，才有 可能实现供给侧经济发展的卓越转型和高效升级。全球 化对中国带来的强烈外部冲击绝对不是坏事情，因为这 会迫使或激发中国做出某种适应性变革，根本问题在于 正处于转轨关键期的中国怎么去应对。在传统发展路径 和固有模式上的任何边际努力都于事无补，而且还会使 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而只有在全球化层面上致力于寻求 创新性的超边际选择，才有可能获得更加优质高效的发 展选项，从而有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 所需要的绝不是吃止痛剂而是除病根，不是消极改良而是卓越转型，不是延缓某种劣质低效的发展趋势而是要重新寻求创新驱动的变革方向。正如安格斯·迪顿( A．S． Deaton) 所指出的那样: “‘革命’意味着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转变。”⑦ 这也意味着一种对传统认知具有转型价值的“创造性毁灭”和“卓越扬弃”。发达国家理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口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 就业现代化和创新现代化等成功经验表明: 中国只有全方位和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并以全球化知识竞争作为供给侧创新驱动的发展引擎，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卓越转型。
供给侧创新战略的结构性要素
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为了有效满足国民大众的主体发展诉求，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取核心竞争优势，只是保 障并满足国民大众发展诉求的有效路径。在全球化知识 创新主导的外部冲击下，理性考量中国供给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实质上就是探求中国由人口数量大国向人才科技强国发展转型并提升国家竞争能力的新型劳动经济发展战略。人口发展既是所有经济发展的根本手段，更是全部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而人口发展质态又根本上取决于国家采取什么性质的劳动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人口和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迫切需要深刻认识强力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崛起的全球化竞争背景，以人力资本竞争加剧和知识创新此起彼伏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浪潮，绝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虚构概念，而是一个完全真实并可以充分感知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演进过程， 中国发展转型无法拒绝或规避这一重大国际发展背景。长期以来，即使很多拥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也通常将中国落后首先归因于人口太多，但其实并非如此。中国最为显著的国情特色确实就是人口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但人口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口质量低、就业效率差和创新能力弱，尤其是非常缺乏应对全球化竞争的相关知识准备和制度框架。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是否适度的主要依据不是人口绝对数量，而是由人口密度表征的人口相对数量，也就是每平方公里国土所平均承载的人口数量。《2015 国际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2013年，中国人口密度为 144． 6，人均 GDP 为 6992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6740 美元; 而中国香港人口密度为 6845． 2，但其人均 GDP 却为 38364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38520 美元; 中国澳门人口密度为 18942． 3，但其人均 GDP 却为90600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71270 美元; 中国台湾人口密度为 647，但其人均 GDP 却为 22513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21000 美元; 以色列人口密度为 372． 4，但其人均GDP 却为 36051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33930 美元; 日本人口密度为 349． 3，但其人均 GDP 却为 38634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46330 美元; 韩国人口密度为 515． 9，但其人均 GDP 却为 25998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25870 美元; 新加坡人口密度为 7713． 1，但其人均 GDP 却为 55980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54580 美元; 德国人口密度为 231． 4，但其人均 GDP 却为 46255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47250 美元; 意大利人口密度为 204． 8，但其人均 GDP 却为 35478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35430 美元; 荷兰人口密度为498. 4，但其人均 GDP 却为 50793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51060 美元; 英国人口密度为 265． 0，但其人均 GDP 却为41777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41590 美元。上述这些人口密度大大高于中国内地的国家和地区，恰恰同时也都是 现代化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人均 GDP 和国民收入均大大高于中国大陆。这些数据起码可以证明，决定发展水平 和发展质态的关键因素不是人口数量，而是由发展理念 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创新能力及其人口质量和就业质量，人口数量并不构成解释中国落后的根本理由。实质上，人口数量多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成为一个无知或故意 的借口，或者说，根本上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而 基于人口众多和就业需要而奉行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战 略，必定是看到了症状而开错了药方，从而导致了劣质低 效的非合意发展后果，这就是当今中国经济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重大解释因素。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E． 米德( J． E． Meade) 早就警告发展中国家: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该经济失去本来会有的与国外生产者 的竞争力，资本积累的源泉，进而经济增长的源泉将会枯 竭。”“这个体系有两个缺陷: 一个是效率方面的缺陷; 另一个是分配方面的缺陷。”⑧ 原因就在于劳动密集型经济体系在低质量劳动力粗放投入的基础上，自然会形成一 个低效率与低工资之间的恶性循环，从而会由此自动生成一个低水平的劳动经济陷阱。
人口质量虽然与健康程度和道德水准高度相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由受教育程度所决定的科技文化知识及 其相关职业素养，而且教育水平也对健康程度和道德水准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 年人文发展报告》和《2015 国际统计年鉴》所提供的 2013 年全球人文发展指数( 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 排名，中国仅为世界第 91 位，甚至还大大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 2 位，但联合国《全球创新指数( GII) 2014》所提供的信息表明，2014 年中国内地的创新总指数全球排名却仅为第 29位，创新投入分指数仅为全球第45 位。另外，根据国际电讯联盟《衡量信息社会发展 2014》所提供的 2013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信息化发展指数( IDI) 排名，中国大陆仅列第 86 位。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 2013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知识经济指数排名，中国大陆仅列第 84 位。安格斯·迪顿( A． S． Deaton) 还曾经指出: “新的知识、新的发明、新的行为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与收入增长相比，知识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⑨ 相关证据还表明:全世界研究开发工作( Ｒ＆D) 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是在东亚进行的( 日本除外)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研发工作仍然是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的; 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方面仍然严重地依赖于外国投资，而外国投 资仍然主要寻求低成本的劳动力、税收减免以及隐含的保护承诺，与迅速提高的技术完全不搭界。一个国家的 经济发展程度和发达程度主要依赖于其高新科技研发能 力和相关知识创新能力，而高新科技研发能力和相关知识创新能力除了取决于优质高效的制度激励之外，主要 取决于其整体人力资本质量或人才群体状况。正是因为 人力资本质量如此重要，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已经将其发展理念从生产和经济增长转向人类的需要和能力发展上。事实上，只有在人口多与制度落后和人 口质量低等变量相互交织重叠的约束条件下，人口多才 是坏事情。相反，当人口多与制度发达和人口质量高等 变量重新交织重叠时，人口多就会成为好事情，中国就会 由人口数量大国质变为人才科技强国，人口劣势就会转化为人口优势。
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理念扭曲和制度失灵而 导致的教育落后和人力资本质量低下，以及由此决定的 知识创新能力劣势。为此，必须通过制度变革寻求能够 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创新知识增长的有效发展路 径。通过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制度变革而创建出使各种人 才脱颖而出和高效创新的制度环境，不仅可以减少和防 止高质量人才的国际化流失，而且可以从国际社会中引 入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市场化公平竞争和教育发 展本身还可以培育和造就更多高质量人才。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i) 在描述人才和知识的国际化流动时指出: “全球化的思想非常简单。通信成本、运输成本的下降，商品和生产要素流 动的人为障碍的减少，已导致世界各经济体的更紧密的 一体化。全球化不仅是指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而且是 指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以及较高程度上的人员流动性。 全球化不仅包含着市场的一体化，而且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⑩ 中国长期备受社会各界重视的“招商引资”仅仅是次要的物质形式或商业载体，更为重要的是“招商引‘制’”“招商引‘知’”“招商引‘智’”。或者说，增长的实质在于创新制度结构、创新知识体系和创新人 才涌现，这都是中国经济实现供给侧创新驱动的活力源 泉，更是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关键要素。如果没有创 新制度供给、创新知识供给和创新人才供给，任何供给侧 改革路径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供给侧改革成功和经济新 常态的出现仅仅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和创新人才这“三 大供给”同时出现和良性互动的结构性结果或发展函数。
供给侧升级战略与高质量充分就业
经济发展是就业创造的结果或函数，如果经济系统 中的失业率为 100% ，就意味着整个经济活动完全停止了，没有任何人在生产和提供商品或劳务，整个经济系统 就是零产出。劳动就业过程不仅创造了商品和劳务的市 场供给，劳动就业收入还会形成有效市场需求，从而使得 交易活动可以持续进行。劳动就业是劳动者在给定的制 度约束条件下，利用各种知识技能和生产要素的生产活 动。不仅就业水平而且就业效率和就业质量都标志着一 个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优劣、知识水准高低、供给能力大小 和产出效能强弱，并且不同的就业模式( 人力密集或知识集约) 还会通过就业机会供给而强力影响劳动供给和人口发展。供给是整个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强大支撑力量，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看不见的手”强调的就是市场供求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让· 巴蒂斯特· 萨伊( Say Jean Baptiste) 提出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N． 格里高利· 曼昆( N． Gregory Mankiw) 在强调供求关系时曾指出: “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瑏瑡对经济发展而言，需求拉动固然重要，但供给推动更加重要，需求由供给所创 生，决定国家发展质态的根本解释变量不是其消费或需求水平，而是其优质高效的产出供给能力。
当经济中的供给表现为落后产能长期持续累积和资源无效错配，当大量本应破产的国有化厂商受到了政府保护，当供给由国有企业长期垄断而攫取不当暴利，当国企与民企之间缺乏公平竞争，当大量不法厂商供给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当政府部门不能有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市场上存在着“天价鱼”等层出不穷的消费陷阱，当国内民众涌出国门去购买更为价廉物美的商品， 当这些不胜枚举的供给侧现象成为长期存在的“市场常态”时，任何消费者都绝对不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实质上是供给侧而非需求侧主导了整个市场交易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对长期的经济发展而言，供给侧管理远比需求侧管理更为重要。任何远离供给而单纯刺激需求的政策举措，都是虽然看到了症状但绝对开错了药方，都会加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交织重叠。任何有效运转的市场都是首先基于供给侧的充分有效性，只有价廉物美的高性价比商品才能真正有效地刺激和吸引消费需求，任何有效的政府政策都是首先针对厂商供给侧而非消费需求侧。
在比尔· 盖茨( Bill Gates) 的微软创新产品出现之前，市场上还没有相关需求出现，但微软创新产品投放市 场后，不仅创造和引发了长期持续和不断扩张的相关市场需求，而且还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供给创造需求并引领需求的典型案例。市场经 济创新的含义永远指的是供给侧创新而绝对不是需求侧 创新，任何新科技、新产业、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出现，都是 来自于供给侧的创造性力量。市场是供给主导的一切供 求关系的总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低估“供给会自动创造 需求”的萨伊定律的重要性。由历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 和产业革命所强力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已经毋庸置疑 地充分表明: 供给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效应远远大于需求侧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如果经济运行出现非合意 状况，那一定不是需求侧的原因，而一定是供给侧的原 因，或者说，一定不是国民大众消费的原因，而一定是由 政府不当政策和厂商不良行为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由于224
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主角，只有需求主导的传统经济学转 型为供给主导的现代经济学，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 有效和经世济民的经济科学。
商品和劳务由供给侧的劳动就业过程所生产、创造和供给，劳动就业作为供给侧以人为主体的创造性力量， 其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劳动就业状况不仅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实现充分就业还是任何国家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现代经济发展的高效演进，其主要标志就是劳动就业质量的持续提升，供给侧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义，只能是寻求现代意义上优质高效和知识集约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强调充分就业的重要性，也总是围绕着就业和失业问题而争论不休，无论是讨论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还是讨论自愿性失业和非自愿性失业，或者是讨论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等问题，事实上，所讨论的大都是数量型充分就业，而非质量型充分就业。供给侧创新驱动的核心要义就是劳动就业的升级转型: 从劳动密集到知识集约。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所需要的并不是低质量人力粗放投入的数量型充分就业，而是以市场化知识创新能力为支撑的优质高效的高质量充分就业。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本内涵在于: 高知识素养、高创新能力、高产出效率、高收入水平、高偏好满足、高职业精神和高国际水准等，提升就业质量也已经成为供给侧产业升级转型的创造性支撑力量。彼得·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曾深刻指出: 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上将不再有‘贫穷的’国家，而只有无知的国家”瑏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 E． Stiglitz) 也曾告诫我们: “发展的含义甚为宽泛，其中包括社会的基本转型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知识差距的消除。”瑏瑣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各种发展层面上，支撑高质量就业的高水平知识体系已经成为无可比拟的核心竞争力，高质量人力资本及其知识创新能力，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产业或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
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特点是: 高质量人力资本总是供不应求， 而低质量人力资本总是供过于求，这两种人力资本供求不均衡同时并存，使得劳动力市场总是会过滤出一部分低质量劳动力作为常态失业人口。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数量型充分就业不仅会因劳动密集型过度就业而存在大量无效率的隐性失业人口，而且也会抑制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无法适应劳动力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的知识经济发展诉求。
中国作为人口规模全球第一的发展中国家，曾经强力地在全社会推行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长期致力 于实现数量型充分就业，由此而导致劳动边际效率为零 甚至为负的隐性失业大量存在，而且迄今仍然对其数量 型就业模式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其主要表现是: 劳动力市场缺乏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城乡二元割裂的就业制 度依然存在，国有垄断经济中存在着大量隐性失业，政府 部门过于庞大且人浮于事，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无法主 导就业过程，“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层出不穷 ( 大学生就业难) 等。因此，不仅迄今无法实现创新驱动和有效供给所需要的高质量充分就业，而且与此高度相关的产业升级换代也困难重重，其整体经济缺乏足够有效的国际竞争力。
《2015 国际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在 2015 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大陆仅列第 76 位。另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提供的权威数据，以购买力平价法和 199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每个就业者 2012 年创造的 GDP，高收入国家人均为 45682美元，世界人均为 18987 美元，而中国人均为 15250 美元。
2014 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 为 37897 美元，世界人均 GDP 为人均10804 美元，而中国人均 GDP 则为7594 美元。同期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38392 美元， 世界人均为 10858 美元，而中国为 7380 美元。在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 200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人均 GDP 和人均国民总收入均排在第 91 位。即使不考虑中国 GDP 统计中备受质疑的泡沫性和污染性等多种不合理因素，无论是中国每位就业者人均还是全体国民人均的 GDP 水平，都不仅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供给侧劳动就业的创富水平、创造效率和创新能力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而核心的问题是整个就业质态的劣质低效。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知识创新能力较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就业理念及其制度上长期奉行劣质低效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微观层面上劳动者个人不能通过高质量就业而获得自由而充分的全面发展，在中观层面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及时升级换代为科技知识集约型产业，在宏观层面上也仅仅是“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中国未来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崛起之路，就在于尽快彻底放弃对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理念认同、制度偏好及其路径依赖， 转而奉行主要依靠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创新知识增长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具有显著计划路径依赖性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个自我锁定的巨型发展陷阱，中国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过程，同时也就是打破原有计划制度劣性均衡而重建市场化优质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迫切需要优化改进劳动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 构，减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同时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从而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瑏瑤。但只有彻底摆脱对计划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加速推进市场 化和国际化取向的制度变迁过程，才能实现劳动发展战 略的转轨力度、推进速度和制度配套之间的有效协同，从 而促进中国劳动就业和产业升级的长效繁荣，经济新常 态及其国际竞争力也会由此而自动生成。
中国社会各界固然会担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会释放出一定规模的市场化失业人口，但一方面失业人口存在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不存在任何没有失业人口的市场经济; 另一方面失业人口显性化既有利于真正激活因政府过度干预而长期失灵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而大幅提升市场化发展的经济效率。由此所导致的供给侧创新增强和效率增加，必定会创增出更多超边际性质而且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因素，未来的发展之路仍然在于加速推进市场化发展的制度变革和知识创新进程。市场化竞争对人力资本和劳动就业质量的抬升，也会将中国“人口红利”由“数量红利”转化为“质量红利”。全球化导向的变革力度越大和市场化取向的转轨质量越高，全方位的滚滚“红利”也就越大，从而会赢得可持续繁荣。虽然制度变革通常会伴随着微词和阻力，但拒绝变革则必定会酿就危机和落后， 世界上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开明政府都会在横向比较和理性反思中向前看，任何真正为民服务的政府都应该有担当和远见。
结 语
概而言之，优胜劣汰的全球化竞争具有不可逆性和 非规避性，全球化竞争已经成为全球所有国家须臾不可 离开的强力发展引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深度融入 全球化竞争过程，依此才能有效跳出封闭依赖的劣质均 衡陷阱，中等收入国家方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 大幅提升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基本前提，就是强化全 球化竞争理念并淡化国情特色，在此基础上依靠制度创 新和知识创新的强大驱动力量，将整个国家经济从劳动 密集导入知识集约的市场化发展轨道，其核心要义就是 通过供给侧优质高效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富有国际 竞争优势的经济新常态。在供给侧创新驱动过程中，制 度创新是前提，知识创新是支撑，人才创新是引擎，并集 中表现为供给侧创造性的高质量就业过程。三大创新的 有机协同将会有效创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质均衡，由此方能彻底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性，这就是中国经济未来 实现由供给侧创新驱动升级转型的过程，政府在这一发展 战略变迁跃升过程中应承担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①［美］迈克尔· 波特: 《竞争论》，高登第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7 页。
②⑥［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30 页、序言。
③［美］艾伦· 艾伯斯坦: 《哈耶克传》，秋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8 页。
④［英］戴维·赫尔德等: 《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6、10 页。
⑤⑦［美］安格斯·迪顿: 《逃离不平等: 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
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Ⅻ、52 页。
⑧［英］J． E． 米德: 《自由、公平和效率》，崔之元等译，东方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38 页。
⑨［美］安格斯·迪顿: 《逃离不平等: 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
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XXIII、17 页。
⑩转引自［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21 ～ 22 页。
瑏瑡［美］曼昆: 《经济学原理》( 上册) ，梁小民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0 页。
瑏瑢［美］彼得·德鲁克: 《社会的管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 页。
瑏瑣［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发展与发展政策》，纪沫等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瑏瑤黄少安、杨华磊: 《放松生育管制能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吗————兼论人口世代更迭背景下的宏观政策选择》，《江海学刊》2015 年第 6 期。
作者简介: 俞宪忠，1956 年生，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缀白裘》( 下简称《缀》) 是清代刊印的一部收录元明清三代戏曲作品的选集，目前大陆能见到的只有 1931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汪协如点校本，该本有一些疏漏之处， 下面略举一例:
《缀》四集三卷《八义记·扑犬》: “老爷，这狗方才扑着赵老丞相，紧赶紧走，慢赶慢行，弗是狗头，直是老爷个祖宗哉。”( 汪本 1940 年版第 210 页)
按: 该剧上下文均与“狗头”无涉，实当在“狗”后点
开，而“头直”乃“直头”之误倒。此句当作“弗是狗，直头 是老爷个祖宗哉。”( 意为“不是狗，简直是老爷的祖宗呀”) “直头”一词在《缀》中多见，例如:
《水浒记·刘唐》: “客人亦来哉，我这里的猪只有四只脚，一个头，一个尾巴，没得啥个手个。猪若生子手，直头是个怪哉。”( 初集四卷)
《绣襦记·入院》: “( 丑) 老亲娘六十三岁哉? 弗像。
( 老旦) 老了。( 丑) 看起来直头有七十来岁哉。”( 二集四卷)
《西楼记· 拆书》: “( 净) 阿呀! 兄个文字，篇篇锦绣; 学生个文字，难道就是放屁? ( 小生) 屁中之屁! 屁而又屁! ( 净) 直头屎渣弗如哉! ”( 五集二卷)
《邯郸梦·三醉》: “( 净) 真正乱话! ( 付) 直头拉厾放屁! ”( 十二集四卷) 以上例句中的“直头”均为“简直”之意。“直头”是明清吴语中常见的副词，明清之际的传 奇《钵中莲》、《文星榜》，弹词《文武香球》、小说《九尾龟》 等作品中均不乏用例。
因此，汪本显然系不明方言词义而致此句校点有误。查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出版的《缀》，此句正作“弗是狗， 直头是老爷个祖宗哉”。不误。
( 作者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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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士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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