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是一种文化深耕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丁国强
　　
　　王学典的《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认为，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加速向本土化转型，本土化已成为当下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共同诉求。
　　
　　中国国家治理是一门大学问，要下功夫打造好自己的“玉”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既是一种发出中国声音的话语自觉，更是一种表达中国智慧的思想自觉，同时也是为思想创造打造本土平台的制度自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就是要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不断提升思想原创、知识原创能力，这对于破除西方制度迷信，打破西化思维定势，防范抵制文化霸权具有重要意义。
　　
　　以现代性为核心特征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是源于西方文化、为西方社会发展代言的话语体系，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所需要的土壤不复存在，在世界多种文化格局中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和文明，只能被动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当代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强化人文学术的本土意识，立足于本土资源，充分发挥文化在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中的作用，特别要积极探索中国发展奇迹后面的文化基因，深刻挖掘中国道路蕴含的文化底蕴。王学典认为，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国经验理论化，将之上升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中国国家治理是一门大学问。中国的治理实践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的理论预设和道路预设。中国经验里面不仅包含着解决中国问题的智慧和方法，也蕴含着人类发展的终极性思考。我们既要善于借用“他山之石”，又要下功夫打造好自己的“玉”。
　　
　　人文社会科学界应尽快进入一个大规模综合的新阶段、一个大规模理论化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批判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体系的创新，也是话语体系的创新，是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当代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对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着思想、制度、行为、科技等多个方面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这就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必须直面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问题，在融汇古今、融通中西的基础上，从“西方中心主义”中摆脱出来，扎根中国大地，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王学典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界应尽快进入一个大规模综合的新阶段、一个大规模理论化的时代，特别是要对中国、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作出体系性的大判断、大概括，提供富有解释力的大概念、大框架，从而锻造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笔者认为，王学典的呼唤正当其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努力形成自成一家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形成反映当代中国气象、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不但要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从生动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智慧，处理好古和今、中和西的关系，创造向世界解释中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展现中国智慧，在世界知识体系中显示中国的思想力量，为人类探索新文明新道路提供中国方案。　　把中国“中国化”既是一种思想创造，也是一种文化深耕
　　
　　学术乃治国之术，也是话语之术。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哲学语言里，思想作为言语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人文社会科学关系到国家学术的话语权和号召力，必须关注大事件、大问题，做大学问，出大动静，因为人文学科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获取知识启迪，唯有从书斋走向社会实践，主动拥抱自主叙事、宏大叙事，才能够不断提升和扩大影响力，更加有力地回应现实、参与现实。
　　
　　儒学研究是中国研究的基本学问。儒学强调“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是一种内在的主体性。中华文明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明，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历史是一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蓄了强大的文化力量。中华文明的进步本质和超越性是不言而喻的。林毅夫说：“如果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具有不同的文化了。”思想学术的中国化说到底就是运用中国的思维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美籍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指出：“二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一个公式：改造西方文化以适应中国的形式，即以‘民族的形式’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中国的模式，保留其精髓。”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王学典在讨论史学研究的出路时，提出“重返历史本体”的主张，指出：“史学界必须尽早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这就要求中国的史学界尽快返回到宏观问题研究上来，返回到‘历史理论’、‘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史观’的探讨上来。”
　　
　　把中国“中国化”既是一种思想创造，也是一种文化深耕，是思想资源、平台空间、路径选择上的全面“中国化”。我们期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追随新时代新征程，踏上新起点，推出一批新时代标志性成果和标志性人物，为中国人文学术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新的生长点，为新时代语境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创见的思路，为进一步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