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邱海平

　　◎引言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一门新的学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进公众视野。

　　“政治经济学”,在许多年轻人那里,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说熟悉,是因为它还是一门大学必修课；说陌生,是因为从认知到应用,都显冷僻。学科的兴衰起落,总是与时势需求相契合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已走过30多年,历史成就举世瞩目,是什么力量让我们跨上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现象需要中国阐释,中国模式需要中国表达,中国道路需要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土壤,承继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大逻辑,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一定能为我们作出科学的回答。

　　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党中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这在我党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什么如此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先后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个概念?它们各自的含义和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是否研究价值问题,是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标准

　　自法国人蒙克莱田于1615年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以来,政治经济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即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先出现的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随着产业资本的逐步发展,为了破除封建特权对于产业资本发展的限制和束缚,出现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只有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根本来源,商业即贸易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显然,这是一个极富价值和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

　　当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于是,出现了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为武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运动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依据的,因此,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来说,如何“修正”甚至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于是,发生了围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展开的大论战。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被庸俗化、被抛弃了。于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入以抛弃劳动价值理论为标志和特征的庸俗经济学时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

　　也正是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基础上,在英法德等国家兴起的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客观形势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新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地继承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运动、革命,对资产阶级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如何在理论上对抗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和代言人的首要任务。于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不久,即19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等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同时提出了“效用价值论”,兴起了所谓“边际革命”。由于“政治经济学”已经被马克思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干脆连这个概念也忌讳和抛弃了。从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经济学”这个概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这样做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因为自马歇尔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彻底抛弃了价值概念和理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这是与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因而,是否研究价值问题就成为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标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就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繁多,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最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最适合为资本主义提供理论辩护,所以,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

　　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爆发,最近的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面对这些经济困局,除了重复和修补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是将二者进行混合之外,再也不可能提出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了。

　　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是要借鉴其先进经验,而不是全盘照抄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党一直在艰苦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更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且在理论上也深受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设想的影响,形成了一大二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和体制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必须进行改革。

　　与前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且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个具体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占据着核心的地位。

　　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即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和格局,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严峻形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本来,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并不是要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然而,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中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经济学,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也由于中国的实践已经在事实上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于是一些人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于中国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不是寄希望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而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的怪现象。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的由来。如上所述,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世界上两大主要经济学理论。虽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都抛弃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同时,为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区分,所以,在重新介绍和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西方经济学”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概念确有其不合理之处,因为从地域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西方经济学”。但是,对于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而言,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自200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等等。国际国内因素和条件的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由于客观形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及其发展前途的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发表怀疑中国道路和模式的言论,国内许多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和一些网络大V们继续秉持他们一贯的观点和主张,大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大肆攻击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无批判性地传播,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结果不仅许多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仍然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对全盘照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做法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提出的殷切期望。

　　“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但是,从学理和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如何“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中国的状况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即它是一种舶来品。中国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的小学生,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小学生,19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小学生。但是,我们党始终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党。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受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束缚,而是勇敢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革命和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质、最核心和最主要的内容。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因而,我们既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要学好用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相关

政治经济学小史

　　“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177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生产、分配的规律。这就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劳资矛盾逐渐凸显。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现存经济秩序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者们更加需要的是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辩护。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以萨伊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它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原因,只是站在维护小私有制的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随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专注于完全竞争市场,在研究方法上引入边际效应分析与数学化。“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被不同学科所瓜分。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轰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本报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