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启蒙对技术恐惧的影响

 　　
　　摘要：技术恐惧的生成既是一个文化的推动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形成过程。古代宗教、哲学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以技术庸俗化和巫术化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恐惧现象。文化启蒙去除了人们对技术原始与蒙昧的认识与技术偏见，形成了新的技术观，消解了传统技术观念下的技术恐惧现象。文化启蒙在揭示技术本质的善时，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科技的强力意志。对技术的不顾后果的崇拜带来了人与技术的异化等严重问题，从而催生了以破坏机器、抵制技术革新、对技术风险和安全性感到焦虑、担忧和恐慌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技术恐惧。构建合乎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技术文化，是正确应对技术恐惧的可行之道。
　　关键词：文化；文化启蒙；技术；技术恐惧
　　文化能够按照传统和业已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对社会施加影响，影响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的各种建制、体系。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科技的认识和态度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尤其在文化变革的关键时期，对于科技进步的影响更是意义深远。“技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它的文化的结果。”[1]技术恐惧作为一种与技术相伴而生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由于人对技术存在的适应性困难引发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反映的是人与技术之间的一种负性相关关系，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面对的一类重要社会问题。但技术恐惧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利，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同时也见证着不同文化的历史变迁。技术哲学家让·伊夫·葛菲将技术恐惧分为永恒性技术恐惧和境况性技术恐惧，永恒性技术恐惧有着悠久的历史，且文化根源颇为深刻，主要表现为自古至今人们对技术的庸俗化和巫术化。境况性技术恐惧主要指科学语境下的现代技术恐惧，主要表现为传统主义和反“唯科学主义”的倾向。技术恐惧作为人们针对技术作出的心理反应，还会延展到人的行为，经渗透、传播、蔓延、振荡、升腾，技术恐惧会由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升华为社会心理和社会运动，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本身既是一个文化的推动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形成过程。探讨文化启蒙对技术恐惧的影响不仅有利于人们认清技术恐惧生成和发展的文化渊源，理解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性，而且对于澄明技术恐惧的实质、正确应对技术恐惧现象、实现人与技术的协调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技术恐惧的文化生成
　　“技术不是孤立的现象，但这一点常被人忽视，有些人割裂技术与人类的目标、目的、欲望等的联系，认为技术价值中立。”[2]技术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交织在一起的一种人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对技术的爱恨情仇看似指向技术本身，其实源于技术的文化存在。马克思曾指出“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3]P423他所指的工艺学主要就是技术，既反映了技术的社会文化本质，也指出了技术对人的精神观念的催生作用。芒福德也说：“如要对机器有清晰的认识，我们不仅要考虑其实际方面的根源，还要研究其心理方面的根源；同样，也必须考察机器对美学和道德的影响。”[4]P1技术文化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技术观，不同的技术观会衍生出不同的技术心理和技术行为。正如B·巴恩斯所指出的:“科学并非首先是提供特殊的技能,而是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和思想基础。”[5]P22正是这样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技术认知，嵌入到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成为特定历史阶段技术恐惧的文化基础。
　　技术恐惧的文化基础表明技术不仅以物质手段满足和丰富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且还以一种文化存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技术恐惧便是技术文化催生和孵化的伴随人类技术生活的一种心理和行为模式。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要应对各种风险，来自自然的、来自他人的、来自社会的等等。有风险就会有恐惧，恐惧饥饿，恐惧战争，恐惧伤害、恐惧死亡、恐惧未知。恐惧是人类面对风险的正常反应，哪怕是潜在的风险。因此人类的发展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抵御风险，寻求自身安全的历史。“人寻求安全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在开始时试图同他四周决定着他的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这种和解的方式有祈祷、献祭、礼仪和巫祀等。……另一种途径就是发明许多艺术，通过它们来利用自然的力量；人就从威胁着他的那些条件和力量本身中构成了一座堡垒。”[6]P1前一种途径借助的是某种神秘手段，后来发展成宗教信仰，是靠内心信念，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的方法；后一种途径就是技术途径，是通过行动强化自身、改变世界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技术本来是人们选择的解决危险的手段，但结果却变成了恐惧的对象，其最初的原因就是文化不接受它。“人们感觉到这种行动的方法使人倨傲不逊，甚至蔑视神力，认为这是危险的。”[6]P1在当时宗教盛行的文化环境下，再加上人们认识的局限性，技术就被认为是某种非常的东西，这种东西不论是超自然的还是超人的，都被认为是非人性的，是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左的，因此，虽然作为寻求安全的一种途径，人们努力想发展技术，“但同时他们却深深地不相信艺术是对付人生严重危险的一种方法。”[6]P2所以，靠内心信念和情感改变自我的方法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赞扬。哲学家们重视理论、重视精神、尝试改变人们的观念；宗教则从情感和信仰上变化人的思想和情操。而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技术实践，却被人轻视和鄙夷，“利用艺术产生实际客观变化的地位是低下的而与艺术相联系的活动也是卑贱的。人们轻视物质这个观念而连带地轻视艺术。”[6]P2
　　“劳动从来就是繁重的、辛苦的，自古以来都受到诅咒的。劳动是人在需要的压迫之下被迫去做的，而理智活动则是和闲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实践活动是不愉快的，人们便尽量把劳动放在奴隶和农奴身上。社会鄙视这个阶级，因而也鄙视这个阶级所做的工作。”[6]P3人们把鄙视物质劳动的思想加以演绎、夸大，进而由对物质事物的鄙视推广到鄙视一切与实践相联系的事物，这时的技术自然也没能逃脱厄运。对技术的鄙视、轻视、排斥就成为技术恐惧的文化表现。这一表现在中外古代文化中都是存在的。之所以人们崇尚理智活动、崇尚精神、轻视和排斥实践活动，这与人们确定性的寻求，逃避风险以及理智活动的特点有关系。“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而不能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它俱在的不确定性。”[6]P4技术活动正是如此，“科技之所以被描述为具有极大的风险，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搞不清它的真正后果。”[7]P46技术究竟走向何方，会带来什么结果往往令人匪夷所思，也正是技术的这种不确定性，增大了人们对技术风险的担忧和害怕。而理智活动在这方面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征，“通过思维人们却似乎可以逃避不确定性的危险。”[6]P4这大概是因为，实践的对象是不固定的，其情景是特定的，实践又有着外在的表现，当实践对象和情景发生改变时，原来的实践路径和方法可能就会失灵，难以奏效，究其实质在于实践接触的是事物的表面，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在哲学家看来，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可以抓住普遍的实有，而这种普遍的实有却是固定不变的。”[6]P5也就是说理智和理念可以洞察事物的本质，可以指导技术实践，因而从事理智活动的都是上等人，他们是上层社会，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理想国里这种思想表现的尤为突出。再者，理智活动相对于实践而言，没有外在的表现，更多地是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精神层面，因而没办法通过实践检验。因而其根本就无确定性而言，只能靠精神和信仰来维持，因而其没有外在的行动，也就没有外在的风险表现，从而被认为是确定的、安全的。再加上有些人喜欢纯理智的思维活动，因为纯思维过程“有闲暇，有寻求他们爱好的倾向。当这些人在认识中获得幸福时，这种幸福是完全的，不致陷于外表动作所不能逃避的危险。”[6]P5于是，“人类所借以可能达到实际安全的艺术便被轻视了。艺术所提供的安全是相对的、永不完全的、冒着陷入逆境的危险的。艺术的增加也许会被悲叹为新危险的根源。每一种艺术都需要有它自己的保护措施。在每一种艺术的操作中都产生了意外的新后果，有着使我们猝不及防的危险。”[6]P6正是“起初人们建立城镇，是为了保护自身不受外来危险的侵害。但现在城镇已经无法给人一种安全感，相反更多地变成了恐惧的源头。”[7]P100
　　“现在的人关怀和注意着怎样获得运用器具和发明极奏成效的工具的技巧，而过去的人却关怀和注意于预兆、做一些不相干的预言、举行许多典礼仪式、使用具有魔力的对象来控制自然事物。原始宗教便是在这样气氛之下产生和滋长起来的。”[6]P8西方谚语讲“万事不由人安排”，中国谚语说“某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都道出了只要有行动，就存在着失败危险，而这种风险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人们通过技术手段无法抵御和解决的风险，无法寻求到的确定性，就只能交给天或上帝，在神话和宗教里寻求和享受那种虚幻的确定性和安全感。在西方倡导理念至上、宗教对人的心灵净化时，中国则普遍地倡导修身养性、道德情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技术要么受到鄙视和排斥，要么赋予其某种神秘色彩，但不论哪种情况，其都成为永恒性技术恐惧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文化启蒙对永恒性技术恐惧的消解
　　此处提及的文化启蒙是以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背景的，“泛指西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理性至上、知识崇拜以及人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等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要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古希腊传统理性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而成的技术理性主义。”[8]P35从研究技术恐惧的视角看，文化启蒙主要是指，科学文化的建立及其对人们科学技术观念的影响，在此也可以当作是技术启蒙，即通过这样一个运动兴起的科学文化，去除了人们对技术的原始和蒙昧的认识，而形成一种科学认识，并形成一种新的技术观。
　　通过文化启蒙，人们重新认识了技术的本质、作用及其社会地位，改变了人们对技术的传统观念，对于消解永恒性技术恐惧有着重要的作用。永恒性技术恐惧主要是现代科学技术诞生之前，由于人们对技术的无知、误解，再加上当时的宗教和哲学文化背景，形成的人们贬低、轻视、排斥技术及其活动的现象。永恒性技术恐惧现象的存在与当时人们的技术观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人们最终形成的对人与技术关系的观念可以概括为“技术是不好，但是必需的。或者更谨慎地被陈述为：技术（即技巧的研究）是必须的但却是危险的。”[9]P378因而就形成了人们既离不开技术，技术在为人类卖命，但又为哲学家和上层社会所不齿和蔑视的社会现实。概而言之，古代对技术的批判包括四个方面的观点“（1）达到技术的意志或者技术意图通常包括一种从对自然的或上帝的信仰或信任的离开的转向；（2）丰富的技术和伴随的变化过程逐渐削弱了个人追求完美和社会稳定的奋斗；（3）技术知识同样的促进人同世界的相互交流，并且使人对世界的超越变得难以理解；（4）技术物体远不如自然物体真实。” [9]P385从这四点来看，古代社会，“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10]P12这四个方面有着内在的逻辑层次，是一个严密的体系。首先第一点可以看出，技术作为人造物或对自然的改造当然与自然存在着对立的一面，而这点就被认为违反自然的，而自然又是上帝创造的，由此可以导出技术也是违背上帝的意愿的，因而是偏离自然和上帝。第二点的逻辑就是技术能够创造财富，而拥有了财富就会使人安逸，而安逸和完美又是对立的，因而技术就会使人堕落，远离完美。第三点告诉人们，技术作为人与自然的一个中介手段，或者说人凭借技术手段对世界进行改造和超越，但其实质并不是使世界或者社会走向更高层次，而认为是“由于技术关注的是弥补世界的缺点，所以技术的定位总是朝向更低微或更软弱的部分。”[9]P383这一点难以理解。其中还包含着对于技术对自然的破坏感到不能理解。第四点还是赞美自然物，通过对自然物的赞美而寻找与上帝的一致性，同时也是宣扬哲学上所宣扬的真善美。他们认为只有哲学所进行的理论思维活动才能最终抓住普遍的实有，也就是实物的本质，即真。而技术活动具有不确定性，与真是没有交集的。从这四点可以看出，在古希腊哲人看来，技术是远离自然，远离真善美的，反向思维的话就是技术能把人带入邪恶，因而被人所鄙视。
　　文化启蒙的社会大背景是倡导理性、人性，反对神学和宗教对人的思想的禁锢，倡导自由和人权，反对神权和封建压迫。因而，在这样的运动中兴起的文化，改变了传统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和看法，同时也纠正了人们对技术的不合理的批判。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就认为，“上帝赐予在世间的人们明确的使命，即去追求技术作为改善人类在世的一种途径。……人的王国，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绝不是天堂的王国之上。” [9]P387-388技术本身就是善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对道德问题空洞的不务实的哲学思考导致了堕落。由于技术的误用或技术的设计缺陷，技术可能存在着危险性，但这只是个别的、偶然的，而不是技术的必然特征。不管技术是否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人们追求技术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人类脱离技术简直就无法生存。”“社会不应该贬低那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人类的手。”[9]P389也就是说技术虽然存在着偶然的风险，但是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应该受到贬低和蔑视。培根的追随者们还进一步驳斥了古代社会对技术远离道德和完美的偏见，论证了技术对道德的积极作用。“那些对追求物质幸福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它破坏了道德，而辩护者则回应到，只有过度的追求才会导致奢华。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在我们今天看来，财富是中性的。历史研究表明奢华‘并没有破坏道德，’……道德上的奢华是可行的，它能够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9]P391不仅如此，“国家应该鼓励它的公民做制造商而非农民或士兵，认为前者通过追求‘奢华的艺术而推动了国家的繁华’。”[9]P391可见技术不仅不会破坏道德，而且还能够提升道德的水平，并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技术活动的道德意义不只局限于它的社会化影响。技术既有智力的优点，理性同时也有道德的优点，因为它是获得真知的一种途径。”[9]P392所以说，技术也不像先哲们论述的那样，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能形成真的认识，技术并没有偏离真理，在培根看来，能产生效力的就是真知，这一点正好符合技术的特点，因而技术能够导出真知。自然与技术也不像先哲们认为的那样是对立的，而是有着天然的联系，甚至是一体的，“整个自然都是一门艺术，不过你没有领悟到”。[9]P394技术并不是远离自然的，也是自然的内在要求。由此看来，古人对技术的轻视贬低，是没有正确认识到技术的本质和功能，因而带有一定的偏见。文化启蒙通过对科技知识的认识和澄明，使人们认清了技术的真善美特质，揭示了永恒性技术恐惧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和认识的局限性，从而消解了永恒性技术恐惧，为技术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康德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从自我庇护中的解放。”[9]P389
　　三、文化启蒙对现代技术恐惧的催生
　　培根等人对技术的启蒙，去除了人们对技术的蒙昧认识和技术偏见，揭示了技术本质的善，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科技的强力意志。培根赞美知识就是力量，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星球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10]P20此后，人们不断为技术的发展进行论证，寻求支持，加油呐喊。康德指出，“自然希望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生产出一切以打破原始生存环境的技术秩序；只有凭借人类自身独立的直觉创造取得的成就才最令人欣喜，或者说是完美的。”[9]P389告诉了人们，技术是由自然赋予的，符合自然发展的逻辑并把人们和社会引向完美。人类应该发展技术，技术就是人类力量的象征。休谟也是极力推崇技术，认为科学技术越发达，人们就变得越友好。因为技术和工业的发达，会使人们有固定的工作，并享受工作带来的报酬和乐趣，也就是说技术能够使人安居乐业，因此就会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在哲学和理论家们的极力论证和大力鼓吹倡导下，文化启蒙对技术的影响很快收到了效果。科学革命和技术创新彼此推动，很快把人类推进到了工业社会，难怪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1]P277也印证了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
　　人们见证了技术的伟大力量，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10]P6经过文化启蒙，人们对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蔑视、贬低和排斥转变为极力赞美和推崇，这不仅反映在思想观念中，而且反映在人的行为和活动中，新机器每年都在发明并持续改造革新，工厂变得更多，更先进的铁路等都在诉说着技术的优点。机械装置成了真正的造物主，西方世界俨然已经成为技术统治论的世界。但是这种高歌猛进的技术发展和机器隆隆的工业繁荣表面下，却掩盖着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工人的生活状况的恶化和精神的迷失。对技术的不顾后果的崇拜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并最终显现为技术与人的异化。因此，启蒙运动带来的技术大发展、大繁荣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为此担心，“然而欣喜之余 我难过，当黑暗的一面 关于我亲眼见到的变化；看上去 对自然是那么地残忍”[9]P397。这是威廉·华兹华斯通过诗歌表达的自己对技术创造的担忧之情。卢梭也激烈地控诉科技进步导致的道德堕落，他称赞自然人性，鄙视人工物和他生活时代法国社会的伪善。浪漫主义看到了工业革命和新技术对自然和人类精神的伤害：“浓烟滚滚的烟囱、河流的污染，工业中心不仅破坏了自然，而且造成了拥挤、不健康的生活状况；重复的劳动、贫困的工人，工厂主对财富贪婪的追求使其人性毁灭。”[12]P181马修·阿诺德还警告说：“‘对机器的信仰’就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10]P24-25。很多人还抨击技术进步导致的精神的堕落、空虚和贫乏。对技术的担忧不仅体现在一些作品和言论中，而且还展现为人们的现实活动，比如以破坏机器为主要内容的卢德运动，通过罢工和打碎机器的形式抵制技术，反对机器对人的统治和给工人带来的生活环境的堕落。这正是现代技术恐惧的早期表现形式。因而文化启蒙不仅消解了永恒性技术恐惧，而且孕育了现代技术恐惧。
　　四、文化启蒙对技术恐惧传播的影响
　　文化启蒙对技术恐惧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化启蒙后形成的浪漫主义对工业技术的抨击和反叛，以及通过文化启蒙形成的以工具理性和工业革命为核心内容的科技文化日益受到现代社会以环境保护、回归自然和生态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文化形式的反对和批判，这种批判又改变着人们的技术认知和态度，影响着人的技术心理和技术行为。在当代文化传媒的宣传和助推下，现代技术恐惧现象得到快速地扩张和蔓延。
　　现代社会通过文化表达对技术批判和讽刺的思想，是对启蒙运动后浪漫主义思想的一种承袭和发展。启蒙运动后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通过诗歌、哲学、艺术等形式抨击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对机器文明，他们讴歌古代的生活方式。在芒福德看来浪漫主义对机器时代的抵制有很多形式，典型的表现形式有三种，即历史崇拜和国家主义、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对原始的崇拜。因为机器体系讲求标准化和统一性，这导致了机器时代消弭了民族特色和丰富的个性语言，忘记了过去，是对历史和民族的遗忘，“新机器文明既不尊重地域性也不尊重历史。在它所激起的反对声中，地域性和历史性成为两个格外强调的因素。”[4]P254技术倾向于把人同他的历史和自然界分离开，因而浪漫主义者通过自己的创作和对机器的批判，揭示了古老的欧洲生活方式的趣味性和健康，并引起人们对地方语言的重视，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使其复活。由此还引发了地方主义运动，以批判和回应工业至上主义对传统和社区生活意义的否认，抵制机器文明及其带来的完全标准化。同时，回归乡村、回归自然的运动与地方主义运动遥相呼应，以反对机器体系和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城市化的拥挤和喧嚣、人们精神的贫乏和空虚。这些思想一直影响到20世纪，美国的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揭露了机器和工业化带来的土地荒漠化，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则向人们展示了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对生态的破坏，本应鸟语花香的春天却变得死寂沉沉，毫无生机。都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13]P120所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向人们发出警告，技术再发展将导致人类毁灭，地球已经达到了其承载力的极限，号召人们应该放弃发展，向传统和自然回归。这些文化的宣传和传播，虽然多少带有技术悲观主义的文化色彩，但是它们却都是源于人们对技术的理性分析和把握，充满着人们对技术的忧患和恐惧。
　　技术风险和技术恐惧已经成为现代文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不仅体现在异常火爆的灾难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如《黑客帝国》、《终结者》、《科学怪人》、《侏罗纪公园》、《阿凡达》、《地球停转之日》等。网络和报纸也总是跟着渲染和传播技术恐惧情绪。历史学家兼记者迈克尔·伊格纳蒂夫指出：“在20世纪，人类的共性与其说是对生活的希望，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恐惧；与其说是对自身能够行善的信心，不如说是对自身能够作恶的害怕；与其说是自视为历史的创造者，不如说是将人类看做自相残杀的狼群。”[7]122肖恩·柯林斯讲：“人类有一种倾听并讲述奇闻异事的本能欲望。”[14]149现代文化传媒迎合了人的好奇心，为自己开拓市场，因而一个个的灾难大片令人津津乐道，报端和网页的风险、危害和恐怖事件也每每抓人眼球。
　　人们对风险和恐惧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过于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因此遇到各种风险时就会更加关注，以期能采取一定的有效措施。或者即使找不到合理的对策，至少自己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样文化传播就与人们的愿望和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带来了技术恐惧文化的盛行，又传播和放大了技术恐惧情绪。更重要的是为文化传媒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有时为了经济效益，为了扩大知名度，有些媒体就夸大其词，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和失实事件在媒体上随处可见。文化传媒既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技术恐惧现象，同时也催生了更为强烈的技术恐惧。“向人们描述的此类事件的报道越来越多，这也激发了人们更为强烈的情感反应。公众关注度不断提高，记者们更为频繁地报道此类事件。报道越多，引发的恐慌就越发严重；恐慌越发严重，相反报道就越多。反馈回路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恐惧在稳步加重。”[14]159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对技术恐惧影响的重要，技术恐惧一方面来源于技术风险或者技术本身，另一方面文化又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和发酵作用，从此意义上看文化对技术恐惧有着建构作用。因此，合理定位技术的功能和作用，科学认识技术的本质，准确把握各种风险和安全，正确调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适度的文化宣传和传播与构建合乎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技术文化，才是正确应对技术恐惧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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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刊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