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下）

三、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泛滥，有其深刻的历史哲学根源和国际政治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否定唯物史观的思潮也开始泛滥开来。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当推卡尔·波普尔和海登·怀特。

　　波普尔是英国学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魁首哈耶克的朋友。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最广泛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都强调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因为知识的增长极大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也无法预测。举凡历史的确定性、社会发展规律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正是从这种唯心史观出发，波普尔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蓄意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在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灭亡并非不可避免，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缓和，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此后人类的历史任务不是革命，而是不断改良和发展民主。由此出发，波普尔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鼓吹历史的不可知论，一方面又预言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一方面反对历史的任何确定性，一方面又确定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仅此自相矛盾之处，就足以暴露这个披着现代科学外衣的学说的反科学本质，为国际资本张目的实用主义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40代起，波普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一样，一直影响甚微，甚至屡遭冷遇。直到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以后，才成为西方向第三世界极力兜售的“显学”。其命运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浮沉，足以证明它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战的武器。

　　海登·怀特是美国人，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开创者。应当说，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对于纠正现代主义实证史学的机械性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他对史家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完全脱离客观的抽象夸张，毕竟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和基础的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实践，才有了人的发展，有了历史，有了语言；有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联系，有了人的意识、语言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实践赋予人类、历史和语言的统一性。然而，在怀特看来，历史却是一个杂乱、无序、矛盾、混沌的领域，没有任何统一性或普遍联系。是写作者的主观意识（思维方式、政治立场、伦理观念、审美倾向等）和特定解释（情节化解释、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赋予历史以联系、生命和意义。写作者的这一切主观因素，可以归结为语言，而且历史的叙述也必须以语言的形式出现，所以在历史写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不是历史，而是语言。这样一来，历史叙述也就没有真假、优劣的区别，而成了人们可以随意玩耍的语言游戏。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其《元史学》在中国出版时，怀特着意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史学家们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很明显，这是在鼓励中国的历史写作更加放纵写作者的主观意识。

　　有了以上简略分析，我们便可以归纳波普尔和怀特对于中国的特定影响：如果说波普尔颠覆人们对唯物史观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怀特则为人们随意涂改、编造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搞文艺的人不一定去读他们那些晦涩的著作，也不一定能懂他们那些玄虚的理论，但是通过理论界特别是高校某些专家的似懂不懂、似通不通的鼓噪，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唯物史观被波普尔推翻啦，以往的历史结论不对啦，文艺可以随便书写历史啦，如此等等。

　　历史是什么？它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纽带，得以寄托心灵的港湾，得以自立的一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母体，得以开创未来的智慧和勇气的不竭源泉。国际资本要把中国纳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必须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而要摧毁这一切，就必须摧毁中国历史宫殿的一切建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核心建筑。关于这一点，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消亡”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说得十分明白，即消亡非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于西方的历史。在这一旨在“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中，国际资本在国内买办势力的策应下，除了发动外部攻势和派人打进来以外，就是以大奖、资助、访问等等名目繁多的“实惠”诱惑一些作家、学者上钩。这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赛，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谁伪造的历史最符合国际资本的利益，谁获得的奖励、报酬也最多。

　　至此，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唯心主义史学观的渗透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形成来自后方的推力，那么国际资本的诱惑则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激励机制，形成来自前方的拉力。这样一推一拉，倘若正能量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那历史虚无主义能不愈演愈烈吗？

　　四、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保卫中国历史，保卫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保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已经成为坚持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迫切要求。

　　必须坚持反对唯心主义与反对机械决定论的统一。在历史领域，机械决定论不承认偶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把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看作一条直线，把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当作按图索骥式的演绎推导；在文艺领域，机械决定论把文艺作品看作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把复杂的极具精神个体性的艺术创造等同于机械式的生产。这些违背历史研究规律和文艺创作规律的错误倾向，往往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名义大行其道，因而让后者的形象受到极大玷污和损害。其结果是让唯心主义抓住“把柄”，钻了空子，从而给予历史又一种更加深广的破坏。事实就是这样，机械决定论看上去好像是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东西，其实他们是兄弟，总是要一先一后地跑到前台来表现自己。只有把清理机械决定论和清理唯心主义的工作全都进行到底，才能剥夺它们相互依赖的依据，堵塞它们得以招摇过市的空间。当然，这两项工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当下的重点无疑是清理唯心主义。

　　必须坚持自由与责任的统一。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多变多样，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这是无须回避的现实。给人以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既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所决定，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的必然要求。但是，自由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的社会实践。既然是社会实践，就必然离不开群体和社会；既然离不开群体和社会，就必然要对群体和社会承担责任或义务，而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自我放纵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的自专。正如黑格尔所说：“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法哲学原理》第168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恶搞历史、抹黑历史绝不是学术或创作，而是对民族尊严、国家利益的肆意伤害，对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粗暴践踏。这好比踢足球，你无视比赛规则，不与队友配合，抱起足球横冲直撞，哪里还有踢球的自由？又好比过日子，你吃着自家的饭又砸着自家的锅，哪里还有全家人吃饭的自由？有必要对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提出告诫：既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么无论你怎样强调个人的思想自由，也不能逾越爱国主义的底线；无论你怎样翻滚腾挪，也不能侵犯国家民族的利益。在这个地球上，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在某些学者、作家视为自由天堂的美国，也绝不允许抹黑美国独立的历史，污辱华盛顿、林肯这样的领袖人物。2012年，恶搞林肯的电影《亚伯拉罕·林肯：吸血鬼猎人》刚一出笼，即遭到美国民众的“拍砖”。

　　必须坚持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产生任何成果。即使是最严谨的史学著作，也会留下作者深刻的精神印记。对于以虚构见长的文艺创作来说，更是如此。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主体性不能离开客体性的依托，主观意识不能背离历史的真实。只有站稳尊重历史的立场，才能实现主客体的无垠融合，从而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正面的激发和表现。恰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只有立足大地才有无穷的力量。前述那些抹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史的作家，由于其创作意图处处与历史的真实抵触、与人民群众的情感抵触，创作起来只好求助于生编硬造，于是文思不畅、笔下滞涩也就势所必然。请看他们的作品，那里除了概念化的政治宣泄，就是对于外国作家（如米兰·昆德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的拙劣模仿，哪里有什么戛戛独造、生气灌注的东西呢？

　　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来说，所谓坚持客体性，并不是要求作家像史家那样去追求历史事件、历史情节的真实，而是要求必须尊重历史本质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使你在某些历史事件、历史情节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但是对历史的本质方面却作了扭曲的描写和评价，也不能说是尊重历史客体性的创作；即使你对某些历史的描写，其事件、情节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正确反映了那一时代、那一时代特定阶级的本质方面，也可以说是尊重历史客体性的创作。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酣畅地描写杨开慧、柳直荀的忠魂飞升月宫的情景，这自然是游仙体的艺术虚构，然而却真实表现了人民革命的本质方面，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本质方面。可以说，历史题材的创作好比一个线段：一极是历史真实，一极是艺术虚构，这两极之间的广阔地带都是作家的用武之地。你可以往历史真实那里靠近，艺术虚构较少；也可以往艺术虚构那里靠近，历史真实较少。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个点，都不能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重合。和历史真实一极重合，便成了历史学著作而非文艺作品；和艺术虚构一极重合，就会因违背历史本质真实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而你作出怎样的选择，表面看似乎取决于作家的个性，本质上却由其立场所决定。唯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才能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也就是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作家要实现这样的统一，自己首先必须实现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文艺观的统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民作家，一个有前途的作家。（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刘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