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本质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这充分表明，供给侧改革是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相适应的，这要求我们深刻理解新常态。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都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此轮经济增速放缓并非单纯需求侧原因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从2010年到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连续六年下滑，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6.7%，据此推断2016年比2015年增幅会有小幅下滑。此轮增速转换表面上看起来很平稳，从2012年的9.3%下滑到2013年的7.7%，降幅只有1.6%，并且随后稳定在7%左右。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史上，确实是平稳回落。但是，考察此一轮增速转换，应该放置在后分税制改革时期来观察。以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为分界点，前一个时期的经济平均增速高，但相邻年份的波动大。后一个时期的增速同样比较高，但相邻年份的波动明显变小。这背后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对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提高密切相关。重要的是，1.6%的降幅放在后分税制改革时期已经是“快速”的下滑，这显示，此轮增速转换并不是简单的外部需求下滑原因。更何况，2010年经济增速能止跌回升，是因为采取了四万亿计划的强刺激，所以这一轮增速的转换早在2007年就开始了，这也显示，外部需求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不是经济增速转换的全部。

　　有效需求不足背后隐含着供给侧的原因

　　近些年来，我国的消费率偏低，经济有明显的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特征。逐一分析“三驾马车”，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供给侧的原因。就消费需求来看，一方面，这些年尽管实施了一些提振消费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太明显。另外，高房价下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被还贷压力透支，这些都是制度层面的原因，是供给侧的原因。另一方面，当前，一些需求因为品牌、质量、技术等原因，还需要依赖进口。当前的产能过剩严格来讲是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这背后反映的是有效供给不足，是供给侧的原因。就投资需求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根本上还是投资的边际报酬下降。人口红利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延缓投资边际报酬的下降，但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这一趋势必然会出现。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在2012年出现绝对下降，并在随后的三年呈现连续下降趋势，农村里可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趋于减少，并且现行的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福利制约了劳动力的顺畅流动。拿其中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来讲，近几年增速下降明显，反映了商品房的供求关系变化，尤其是许多三、四线城市，化解房地产库存压力巨大。但供求关系逆转情况下，三、四线城市房价也难以下降，因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拿地成本、建筑成本、税费成本等较高。所以无论是从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从房地产开发投资看，背后都有深刻的供给侧原因。再看出口下滑，外部需求下滑是直接原因，背后也有我们各种成本上升导致传统的成本优势弱化，一些低端制造业外移，外部需求随之转移，甚至一些国内需求也随之转移，说到底还是供给侧的原因。

　　当前五大突出问题都表现为结构性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要着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任务。这也意味着，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高、成本高和短板多是经济社会领域最为突出的五大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总量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背后实质上是无效供给太多，有效供给不足，反映了供求结构上的不匹配。目前全社会杠杆率已经偏高，存在风险隐患，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财政部数据显示，到2015年末，纳入中央预算的全国债务占GDP的39.4%，加上或有债务，占到GDP的41.5%左右，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所以，除个别地方有风险，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中央政府还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到2015年9月底，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66.3%，高于其确定的90%的警戒线76.3%。就成本高企而言，可以多角度分析。有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等“硬成本”，也有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等带来的“软成本”。当前的问题是，降“硬成本”变得越来越难，其中有一部分成本上涨是合理的，“软成本”的问题相对来讲变得更加突出了，这些成本很多是不合理的，是需要千方百计降下来的。当前经济社会比较突出的短板包括粮食安全、环境污染、欠发达地区交通设施联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总体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所以，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当前五大突出问题之间相互交织紧密关联

　　房地产库存高企与产能过剩紧密相关。房地产的产业链条长，关联的行业多，房地产开发直接带动钢铁、水泥、冶金、陶瓷等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的发展又会相互形成需求，在外部政策刺激下，容易产生乘数级膨胀。一旦房地产的供求关系逆转，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会断崖式下滑，引致关联行业的产能过剩。

　　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往城市的转移，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这必然会带来各种成本的不断上涨。而成本上涨会弱化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尤其是在国外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下降和国外的进口地往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的情况下，最终恶化产能过剩。

　　由于我们资本市场还不发达，房地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中较多地依赖银行的间接融资，这从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就可以看出，所以这些行业的发展是靠高杠杆支撑的。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布的《2016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研究报告》，2015年房地产净负债率平均达96.09%，再创新高。当企业产品销售困难时，地方政府可能顾忌企业破产影响税收、就业、稳定等问题，银行也不愿企业破产使不良贷款激增，最后为一些本该破产的企业“续命”可能成为共同的选择，进一步拉高杠杆。

　　最后，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高企与各种短板之间也有关联。这其中呈现的鲜明对比，就是偏经济建设，偏重大项目、大工程，对软环境和民生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这绝不是偶然，与注重经济增长的政绩考评制度息息相关。

　　五大突出问题背后的体制性原因

　　当前之所以呈现五大突出问题，并且互相关联，并不是偶然，而是与我们经济转型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我们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绩的考评偏向GDP指标，这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地方热衷于上大工程、大项目，对投入高、见效慢的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重视相对不足，客观造成了经济发展与民生进步的不同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收入占比较之前有大幅下降，但需要承担的职责并没有下降，在增长的压力和激励下，通过税收优惠、压低土地出让价等手段招商引资，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变相举债，造成债务激增。上世纪90年代末住房商品化改革普遍推开，按制度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所有，地方也有激励通过改造旧城、扩建新城等推动房地产业发展，这形成了土地财政依赖，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畸高。这些制度设计为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但也积累了一些弊端，当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成本上升，传统的成本优势弱化，再加上外部需求下降，体制的积弊就会暴露无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背后有深刻的体制性问题，归根到底是属于供求侧的。

　　今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科学判断。可以说，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明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策略与战略、手段与目的、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才能真实把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收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