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

　　唐宋时期（公元618～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世界大国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由此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经济规模。这些规模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大国效应。
　　
　　初始条件：
　　
　　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
　　
　　从唐宋时期的初始状况看，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共有9619254户，52880488人，进入唐代极盛时期。宋代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唐初正值战乱之后，人口急剧减少，而且逃散严重。《新唐书》记载：“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唐前期的统治者采取措施加快人口再生产。从贞观十三年到天宝十四载，人口数由13252894增至52919309，总增长率为299%，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2%左右。宋代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唐代开元、天宝之际，人口数量为6000万左右；宋代自宋仁宗时起，户口即超过1200万；宋徽宗年间户口超过2000万，每户以五口计算，人口超过一亿。二是区域大迁移。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长期的战乱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天宝元年，全国人口有60%生活在出产麦子和黍粟的黄河流域，其余40%则生活在南方；而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全国10000万左右的人口仅38%生活在北方，已有62%生活在出产稻谷的长江流域，南方的人口比例在宋代以后持续增长，使人口重心永久地转移到南方。唐宋时期的人口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加速，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唐朝拥有辽阔的疆域，唐太宗平四夷、安海内，征服和统治了广阔的疆域；唐高宗时期，中国的领土面积达到1251.19万平方公里。宋代的疆域变化较大，由于辽金割据，北宋的领土面积为460万平方公里，与之对峙的辽国为448.54万平方公里；南宋的面积为220万平方公里，与之对峙的金国为530万平方公里。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土地因素看，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上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亲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唐六典·尚书户部》）宋代劳动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垦田面积的扩大，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
　　
　　经济规模：
　　
　　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
　　
　　唐宋时期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初始条件，从客观上促进了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的扩张，从而形成唐宋时期庞大的经济规模。
　　
　　唐宋时期的人口规模、国土规模与大运河的开拓共同推动了市场繁荣。其一，唐宋的水路运输发达，承接了隋代开凿大运河带来的便利，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得以连接贯通；唐代注重对大运河的整修疏浚，并进行运河交通的相关建设，形成便利的水路交通网络。同时，对全国道路进行大规模整修，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宋代极为重视水运，建立以汴京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进一步疏浚开凿广济河、金水河、蔡河、汴水、江南运河和长江。这个时期，出现了船户、挑夫和舵工等职业劳动者，他们把产品运转到全国各地，使各地互通有无。其二，唐代城市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玄宗开元时，全国设郡328个，县1573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城市；大中城市出现规模扩张的趋势，唐高宗永徽五年建成的唐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唐东都洛阳，周长约282公里；唐后期的扬州，周长在17公里以上；唐长安在籍在册的相对固定人口为40～50万，而流动人口数量不低于固定人口。宋代城市集聚更多的人口，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人口在100万以上，南宋临安人口也因“江商海贾”的汇集而在100万以上，武汉、建康、扬州、成都、长沙等城市人口均在1万至10万户以上。交通运输的发达促进人员和产品的流动，城市的繁荣也促进人口和商品的集聚，随后各类市场发达起来。唐代形成了以各级城市为枢纽的市场网络体系，第一层级是在全国具有中心或枢纽功能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第二层级是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的城市，如成都、广州、幽州等；第三层级是可以辐射、吸纳周边市场的州县治所。在唐代后期，城市冲破了坊市制度，在农村的草市大量增加，各类专业市场逐步形成。宋代的区域市场发达起来，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梓州和兴元为中心的蜀川市场，以永兴、太原和秦州为中心的西北市场。
　　
　　唐宋时期的人口规模、土地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大，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产业规模的扩张。唐代的农业生产规模庞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增加，据《通典》记载，当时全国有耕地620万顷，以1唐亩合今0.786市亩和以每市亩产粮154斤计算，全国粮食总产量为750428万斤；宋徽宗时垦田面积达到1000万顷，耕作技术进步和水利条件改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剩余粮食的增加，工商业迅速发展。唐前期的两河、山东地区丝织业发达，中唐以后，南方的丝织业突飞猛进，在江淮和西南地区占有显著地位；宋代的采掘业和冶炼业，从技术到规模都有极其显著的发展。采掘冶炼地区扩大，在产地集中的北方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铁产中心，如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河北东路邢、磁诸州铁冶、河东路诸冶等，不仅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好，而且规模庞大。宋代的造船业相当发达，有官营和民营两种类型，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高超的船匠。当时的漕船载重量大，可载乘1.2万石，海船可载600人左右。这样的大船，需要众多的工匠集体制造。唐宋时期产业规模的扩大，推动了经济总量的扩张。据估算，从公元10世纪末期到14世纪初期，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超过欧洲，人口为欧洲的两倍，经济总量超过了欧洲各国总和的两倍。
　　
　　　　
　　唐宋时期的中国是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典型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进而产生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
　　
　　内需支撑和技术进步
大国效应，形成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内需支撑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繁荣。
　　
　　第一，大国依靠国内市场支撑产业的发展，实现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绘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大国型式，“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明显地表现为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大国发展型式，依靠广大的国内市场支撑产业发展，促进农业、纺织业、冶炼业、造船业、建筑业的发展，当时这些产业分工精细，有众多的工匠合作，从而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同时，这些产业具有相当庞大的规模，可以有效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繁荣。
　　
　　第二，大国依靠人口众多和技术需求促进技术的进步，创造新的工艺和发明。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解释，当时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主要依赖于工匠、农夫的经验和思维敏捷的天才对自然的观察，中国因人口众多而拥有更多的能工巧匠、耕织能手和智慧过人的天才，因而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的假说，大国具有更大的技术市场，因而能够更好更有效地支持技术创新和发明，形成技术研发的优势。基于这两种原因，唐宋时期工农业技术取得重要进步。唐代发明先进的水车，江南的水利设施拥有灌溉、拒潮、排水等功能，水稻栽培已有移植法，并发明稻田除草工具；造船技术相当发达，并推动航海技术进步；冶炼行业创造金属切削工艺和磨制工艺，推广木风箱和灌钢法；唐代发明脚踏纺车，南宋发明水转大纺车，建筑技术、制瓷技术、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均得到发展。这些技术和发明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