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永波 陈 琦 邱诗雯

　　摘要：本文使用 2006－2021 年 282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政策实 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政策实施对 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结果 在经过 PSM-DID 模型估计、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示范区政策实施通过优化 创新环境（创业环境、人才环境、竞合环境和市场环境）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示范区政策实施具 有趋同效应，能够缩小地区创新水平差距；相较于对创新数量的影响，示范区政策实施更多地促进地 区创新质量的提升；不同地区实施示范区政策的效果存在差异，相较于对重点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影响， 示范区政策实施对非重点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文认为，应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顶层设计，遵循“共建共享、普惠均衡”原则，加强文化赋能，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关键词：文化强国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地区创新 创新环境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习近平指出，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 ①。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 ①，《“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文化建设在全局工作中的突出位置，要 “强化文化赋能，充分发挥文化在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 ②。

　　文化如何赋能经济发展？关于二者的关系，早期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投入的重要性，但 往往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后续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尝试从微观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中文化因素的作用 （李树等，2020）。在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学者开始分析文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儒 家文化包含的“忠义”“诚信”“重教”“居安思危”等观念，能够有效缓解代理冲突、促进人力资 本水平提高、降低专利诉讼风险，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地区传统艺术 氛围通过培养员工发散性思维、培养员工乐观情绪和促进员工协同合作等方式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潘 越等，2023）。上述文献为研究文化赋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现有研究存在较大的可拓展 空间。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分析儒家、宗族和方言等传统文化因素对企业经济决策的影响，缺乏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分析，也缺乏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及时回应（李树等，2020）。

　　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政府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以解决公共文化供需不匹配的矛盾。与儒家文化、宗族文化等传统文化体系相比，政府主导、 以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更强的引导性和价值规范功能，可作为社 会治理的辅助手段，同时也应该更能促进创新。但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地区创新影响的 研究仍十分匮乏。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地区创新有何联系？分析该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李树等（2020）在梳理文化经济学发展脉络时提出，文化 经济学的研究主体是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在宗教、种族和社会群体中代际传承且相对稳定的风俗习 惯、信念和价值观等（Guiso et al.，2006）。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本质上属于文化事业范畴，其宣传和弘 扬的信念、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同时还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 体风俗习惯、信念和价值观塑造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属于文化事业建设，本文 研究可丰富文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指出，要 “深刻认识和把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 和作用” ③。评估文化服务政策实施的经济效应，有利于树立文化自信和为优化相关文化服务政策提 供智力支持。

　　从实践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了诚实守信的理念；通 过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 ①，促进地区知识要素的积累与流通（倪延年，2002；焦艳鹏和刘葳， 2021）；通过强调产权保护 ②，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共识。这些举措在提升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可得性 的同时，为地区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够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高。然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地区创新，仍缺乏科学合理的实证检验。为此，本文使用 2006－2021 年 282 个 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简称 DID）模型实证检验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政策（以下简称“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以此验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效应。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丰富地区创新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研究大多从 要素投入视角分析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创新环境的视角切入，通过构建“文化－环境－ 创新”的研究框架将示范区政策与地区创新水平联系起来，重点考察示范区政策实施的创新效应及其 内在机理，不仅能深化对地区创新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和创新环境的理解，而且拓展了地区创新水平 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政策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以往关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政策对地区经济影响的研究大多是理论层面的规范分析，关于二者关系及其作 用机理的实证分析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赵益民和黎梦琪，2023）。本文实证分析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 区创新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政策与地区创新水平之间因果关系的理 解，而且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提供直接的证据。

　　二、政策回顾和理论分析

　　（一）示范区政策实施回顾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③。 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标志着政 府开始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07 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要求 ④，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发展蓝图。这一时期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萌芽期，虽然国家出 台了诸多政策，但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 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1 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标志着示范区政策开始实施。示范区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落实阶段（2011－2018 年），核心工作为推进示范区政策实施。2010 年，原 文化部和财政部出台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方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标准》，为示范区建设提供指导。随后，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名单于 2011 年公布，第二批创建示范区名单于 2013 年公布，第三批 创建示范区名单于 2015 年公布，第四批创建示范区资格名单于 2018 年公布。第二个阶段为深化阶段 （2019 年至今），示范区政策的核心工作为加强示范区管理、提升示范区革新能力。2020 年《文旅 部和旅游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的出台，明 确示范区摘牌条件，建立示范区淘汰机制 ①，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2021 年《“十四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加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后续建设和管理工 作，推动示范区（项目）创新发展，率先建成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样板区。” ②

　　在众多纲领性文件的引导下，各示范区结合本区域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而对本地区创新环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渭南市以“践行与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开展培训与文艺会演等活动 ③，宣传“诚实守信”这一当代中国企业 家精神（李兰等，2019），通过发挥价值引领功能优化地方创业环境。铜陵市通过财政支持拓宽图书 等资源的获取路径 ④，促进地区知识要素的积累与流通（倪延年，2002；焦艳鹏和刘葳，2021）。南 充市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强调保护知识产权 ⑤，强化人们的产权保护意识。随着示范区政策的逐步实施， 各示范区的创新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本文样本数据，表 1 汇报了示范区和非示范区的创新水平 差异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不同批次示范区的地区创新水平（以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的均值与中 位数均显著高于非示范区。

　　本文接下来将实证检验示范区政策实施是否具有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提出 创新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一个地区整合与利用资源的能力决定了该地区能 否在创新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地区创新活动普遍面临市场失灵 问题，创新资源的匮乏和创新产出的不确定性导致具有外部性的创新活动需要公共部门的支持。示范 区政策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举措，其所带来的“非意图后果”可能是通过优化地区创新环 境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23）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 告 2023》中，地区创新环境包含基础设施、市场需求、劳动者素质、金融环境和创业水平五个方面。 赵彦飞等（2020）系统梳理了关于国内外创新环境的文献，将创新环境划分为创业环境、资金环境、 人才环境、竞合环境和市场环境五个方面。示范区政策资金具有明确的流向，因此，资金环境不在本 文的考虑范畴内。本文将从创业环境、人才环境、竞合环境和市场环境四个层面分析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如何通过创新环境影响地区创新水平。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业环境与地区创新。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精神资源（李 兰等，2023），其时代内涵与创业情境高度契合，创业情境孕育了企业家精神（张玉利和谢巍，2018）。 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和创新理论认为，创新的实现依赖于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活 动是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既有平衡，建立新生产函数的过程（Schumpeter，1934）。企业 家精神是追求创新的内在冲动，因此企业家精神直接影响地区创新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 价值引领功能，在本地区普及诚信思想，进而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在现代经济学中，诚信被视为 重要的社会资本，通过风险分担、信息沟通交流和促进合作等方式，提高人们的创业成功率（陈刚和 邱丹琪，2021）。在当前中国，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之一（李兰等，2019），这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较为契合。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示范区大多把宣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相结合，弘扬和传播诚信等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准则。这与当代中国企业 家精神的诚信内涵相契合，有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最终提升地区创新水平。

　　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人才环境与地区创新。人才环境包括教育培养、人才引进和技能培训 等方面（赵彦飞等，2020）。教育培养和技能培训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王建，2017；罗必良等，2021）， 人才引进能够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孙玉涛和张艺蕾，2021；金智和彭辽，2022），因此，良好的人才环境最终体现为更高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升地区人力 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地区创新。首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提供文化公共产品和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作用（赵益民和黎梦琪，2023）。其次，既有文献表明，机会不平 等会抑制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江求川等，201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调健全公共 文化服务面向农村居民、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的优先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机会不平等导致的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问题，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最后，儒家文化等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家庭养老 模式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深远影响。父母出于保障老年生活质量的目的，存在加大子女教育投入的 动机，从而形成一种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机制（郭庆旺等，2007）。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部 分地区强调孝顺等优秀文化传统，打造了一系列文旅融合精品项目 ①，以弘扬家庭和谐等优秀传统文 化。这会强化优秀传统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强化父母加大子女教育投入的动机，从而促进地区人力 资本水平提升。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地区创新的重要因素（Glaeser and Resseger， 2010），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会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地区创新。

　　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竞合环境与地区创新。竞合环境主要包括产学研协同、国际研发合作 等维度（赵彦飞等，2020）。其中，产学研协同是连接创新源头和创新主体的主要渠道（王康等，2019）， 是地区创新的主要途径（王秋玉等，2016），被认为是地区创新系统的核心（叶伟巍等，2014）。根 据复杂系统理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元素是知识，因此，知识的生产、转移和吸收是影响产学研 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叶伟巍等，2014）。本部分从知识存量和知识扩散两个视角展开分析。一方面，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推进文化类基础设施建设直接促进地区知识存量提升；另一方面，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强调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建设，延伸了图书馆服务的空间与时间，极大促进了知 识传播与扩散。此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文化消费内容，更好地 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团结、协作的人际关系思想 ②，有助于高校、企业和政府形成 交互网络，促进地区协同创新的实现（傅首清，2010）。

　　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市场环境与地区创新。市场环境包括知识产权、政府管理等维度（赵 彦飞等，2020）。既有研究肯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积极作用（吴超鹏和唐菂，2016）。根据外 部性理论，创新具有公共品特征，需要政府介入来解决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知识产权保护正 是政府“有形之手”对创新企业研发溢出损失的补偿，因此具有提高创新产出绩效的作用（吴超鹏和唐菂，2016）。制度变迁理论认为，除法律法规、契约等正式制度外，对伦理、风俗和道德等非正式 制度的理解与尊重是决定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文化习俗、传统规范和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产权保护的 自觉意识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因素（方颖和赵扬，2011）。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示范 区政策实施采取自上而下的“中央示范、基层跟进”模式（吕芳，2023），这种国家主导实施的公共 文化服务政策代表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理念（张良，2017），蕴含对法治精神和高尚品德的弘扬 ①。 相关研究表明，文化通过影响个体的偏好和价值观念（Guiso et al.，2006），作用于个体的认知、互动 和策略选择（DiMaggio，1997）。因此，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发挥公共文化的“柔性治理”作用，基 于一定的是非观念和价值尺度，潜移默化地对个体起到教化和规训作用（王慧莹和田芝健，2022）。 这有助于形成本地区自觉认同与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与价值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地区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效果，进而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能够促进地区创新。

　　H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创业环境、人才环境、竞合环境和市场环境）促 进地区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地区创新水平。本文使用地级市发明专利授权数作为地区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 其原因在于：发明专利授权数能够准确客观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创新活动的价值（Wei andWu，2001）， 是被广泛使用的衡量创新的指标；使用发明专利授权数可以有效避免专利申请中存在的虚假申请等问 题（张杰等，2016）；在三种类型专利（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中，发明专利授 权数能更好地衡量地区的创新能力（冯苑等，2021）。

　　2.核心解释变量：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若地级市在当年及以后年份进入创建示范区名单，则示 范区政策实施情况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需要说明的是，借鉴卞元超等（2019）的思路，如果 县级行政单位实施了示范区政策，本文认定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地级市实施了示范区政策。

　　3.机制变量。机制变量包含创业环境、人才环境、竞合环境和市场环境四个变量。借鉴叶文平等 （2018）、曹希广和邓敏（2024）的做法，本文使用地级市每百人新建企业数量作为创业环境的代理 变量。借鉴 Du et al.（2021）、Lin and Ma（2022）的做法，本文使用地级市每万人普通高中学生数量 作为地区人才环境的代理变量。借鉴 Hong and Su（2013）、刘斐然等（2023）的做法，本文以上市公 司、高校或科研院所联合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衡量竞合环境。具体来说，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名称，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及分析网站 ①搜集整理各公司历年的专利申请数据，筛选出 上市公司、高校或科研院所联合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并将其在地级市层面进行加总， 以此作为竞合环境的代理变量。借鉴聂长飞等（2023）的做法，本文使用各地级市每万人知识产权审 判结案数作为市场环境的代理变量。

　　4.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如卞元超等，2019；白俊红等，2022；潘越等，2023），本文选择 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外商投资额、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 水平、信息化水平、教育支出水平、研发支出水平、社会消费水平、人口规模、转移支付情况、宗族 文化情况、儒家文化情况和非物质文化情况。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地区创新水平（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均值为 708.867， 核心解释变量的均值为 0.151，其中实验组地级市个数为 86，对照组地级市个数为 196。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将示范区政策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将示范区设为实验组，其他地区设为对照组，使用 多时点 DID 模型实证检验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发明专利授权数和孔庙数量数据 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 Platform，简称 CNRDS 平台） ①，家谱 数据来源于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 ②，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③，市场环境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司 法案例库 ④，创业环境数据来源于 CnOpenData 中国工商注册企业全信息数据库 ⑤。地级市层面经济数 据来源于 2007－2022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根据各省份和地级市统计局网站数据、中国 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简称 CSMAR） ⑥数据和 CNRDS 平台数据对缺失值进行补全。经过上述处理后，本文使用插值法对控制变量的缺失值进一步 进行补全。

　　示范区政策实施包括项目申报和项目验收两个阶段，其间，中央会对各示范区的建设情况进行 随机核查并发布报告。由于所有的示范区均通过了验收，且示范区在申报完成后为通过验收而实施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产生了政策效应，本文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名单最 早公示年份——示范区申报年份作为示范区政策的实施年份。西藏自治区样本数据存在严重缺失， 部分示范区政策实施主体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此本文剔除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样 本。本文最终获得 2006－2021 年 28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三）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设定。从示范区政策实施目的来看，地区创新水平不会影响示范区的选择和政策实施 内容，而现有文献也未曾发现地区创新水平会显著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制定。从实践情况来看， 经济较发达、创新水平较强的深圳市和天津市被确定为示范区的时间晚于创新水平较弱的鄂尔多斯市。因此，本文采用多时点 DID 模型考察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借鉴 Beck et al.（2010） 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1）式中：被解释变量 patent it 为地级市i 第t 年的地区创新水平，其数值越大，表明地区创新 水平越高；Dit 表示地级市i 第t 年的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本文重点关注 β2 ，其大小反映示范区政 策实施的效果。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δi ）和年份固定效应（φt ），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模型设定。为进一步检验示范区政策实施影响地区创新的作用机理，参考江艇（2022）的 研究，本文设置如下模型：

　　（2）式中：Mit 代表中介变量，包括创业环境、人才环境、竞合环境和市场环境四个变量；Dit 表示地级市i 第t 年的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δi 和φt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 年份固定效应；ξi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 2 ，其捕捉了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对地区创新环境 的影响。

　　3.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差距影响的模型设定。本文除研究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 水平的影响外，还研究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差距的影响。借鉴 Beck et al.（2010）和曹清峰 （2020）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3）式中：patent it 为地级市i 第t 年的地区创新水平；pat0 代表示范区政策实施之前的地区初 始创新水平；Dit 表示地级市i 第t 年的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δi 和φt 分别 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ei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和地区初始创新水平 的交互项及其系数4 。若交互项显著，且系数4 为正，则表明示范区政策实施扩大了地区创新水平 差距；反之，若交互项显著，且系数4 为负，则表明示范区政策实施缩小了地区创新水平差距。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多时点DID模型估计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回归 1 仅加入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变量，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回归 2 在回 归 1 的基础上加入除文化类变量外的其他控制变量，回归 3 是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所有 回归中，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变量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示范区政策实施对 地区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假说H1 得证。

　　（二）平行趋势、异质性处理效应与安慰剂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参考 Beck et al.（2010）、魏滨辉等（2023）的做法，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对 示范区政策实施的政策效应的动态趋势进行分解，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 1（a）为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在示范区政策实施前，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0，表明在示范区政策实施前，实验组 与对照组的地区创新水平无显著差异，平行趋势假设得证。从动态效应来看，示范区政策实施 3 年后， 示范区政策实施的政策效应开始显著，表明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产生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的政策效 应，且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2.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可能产生异质性处理效应（Baker et al.， 2022），导致潜在估计偏误。为此，本文采用 Bacon 分解方法（Goodman-Bacon，2021）检验异质性处理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时变处理的实验组将从未接受过政策干预的样本当作控制组的权重为 0.844， 权重较大，说明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不会导致严重的估计偏误。为保证研究结果的严 谨性，借鉴刘海建和胡化广（2023）的研究，本文依次使用分解法和插补法这两种异质性稳健估计方 法，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重新进行回归。由表 4 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采用何种处理方法，核心解释 变量均显著，且系数分别为 0.130 和 0.127，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一致，证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3.安慰剂检验。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非观测因素的干扰， 从而可能导致估计偏误问题。为排除这一问题的干扰，本文使用基于反事实框架的安慰剂检验。借鉴 Liu and Lu（2015）、张科等（2023）的做法，本文采取随机分配实验组的方法，将实验组的 86 个地 级市并入控制组，从新的控制组 282 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 86 个地级市作为实验组，重新估计（1）式， 进而得到虚拟核心解释变量的虚拟估计系数。根据图 1（b）的安慰剂检验结果，虚拟估计系数的核密 度曲线的均值在 0 附近，虚拟估计系数的 p 值基本落在 10%的显著性水平虚线的上方，说明虚拟核心 解释变量多数不显著。综上所述，虚拟核心解释变量对地区创新水平并无显著影响，从反事实角度证 实了示范区政策实施确实提高了地区创新水平。

　　（三）稳健性检验

　　1.PSM-DID 模型估计。尽管 DID 模型考虑了平均处理效应，但示范区政策实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自然实验，前述估计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因此，为验证前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参考孟庆 斌等（2019）、马述忠和郭继文（2022）的做法，本文分别使用逐期匹配和代表期匹配的方式对数据 进行筛选：一是根据创建示范区名单公布年份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组，以非示范区为初始对照组，以示 范区为实验组，分组进行 1∶3 近邻匹配得到对照组，然后合并数据得到样本数据；二是以非示范区为 初始对照组，以全部示范区为实验组，根据 2010 年样本数据进行 1∶3 近邻匹配得到对照组，合并对 照组和实验组数据得到样本数据。本文根据匹配后的样本重新估计（1）式，所得估计结果如表 5 回 归 1 和回归 2 所示 ①。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方式，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 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后，示范区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地区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前文将示范区申报年份作为示范区政策的实施年份，本部分将示范区验收 年份作为示范区政策的实施年份，重新生成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估计，所得估计结果如表5 回归 3 所示。估计结果表明，示范区政策实施促进了地区创新水平提高，证明了上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调整控制变量。示范区选择可能并非完全随机，如果示范区选择与本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 况有关，那么，这些固有差异可能对地区创新水平产生影响，降低上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借鉴宋弘 等（2019）、王锋和葛星（2022）的做法，本文将地级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除转移支付情况外）替换 为示范区政策实施之前（2010 年）地级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以此来更好地控制 地级市层面的固有差异的影响。根据表 5 回归 4 的估计结果，在控制地级市层面的固有差异的影响后， 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说明前述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4.删除特定城市样本。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具有集聚效应，更容易实现示范区政策的目标， 在创新中具有优势，从而可能导致估计偏误问题。因此，本文删除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大于当年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中位数的样本，以此控制集聚效应的影响。由表 6 回归 1 的估计结果可知，示范区 政策实施情况显著，且系数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5.删除特定年份样本。部分年份的特殊事件可能对本文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剔除 2008 年以前的数据，缩短示范区政策实施前样本的窗口期，以减少潜在因素对本文估计结果 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6 回归 2 所示；二是剔除 2020 年以后的样本，以避免中美科技战和国家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造成的估计偏误，具体估计结果如表6 回归 3 所示。回归 2 和回归 3 估计结果表明： 在剔除特定年份样本后，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6.考虑其他政策的影响。除本文关注的示范区政策外，研究样本期内国家出台了其他影响地区创 新水平的政策，如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可能对本地区创新水平产 生显著影响，降低前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控制上述政策的影响，本文设置创新型城市政策实施情 况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实施情况两个变量 ①，依次加入（1）式重新回归，所得结果如表 6 回归 4 和回 归 5 所示。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政策影响后，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证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四）作用机理分析 根据前述分析，本文分别以四个机制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以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为核心解释变量 进行回归，以检验示范区政策实施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作用机理。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7 示范区政策实施影响地区创新水

　　1.创业环境的影响。根据表 7 回归 1 的估计结果，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 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培育企业家精神，优化地区创业环境。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学术界的研究，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创新的动力源泉。因此，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通过优化创业环境促进地区创新。

　　2.人才环境的影响。根据表 7 回归 2 的估计结果，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 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优化地区人才环境。相关研究表明，区域内人 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地区创新活动存在积极影响（韩先锋等，2019）。因此，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通过 优化人才环境促进地区创新。

　　3.竞合环境的影响。根据表 7 回归 3 的估计结果，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 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促进产学研协同，优化地区竞合环境。宏观层面的创新系统理论、三重螺旋理论 和微观组织视角的开放式创新理论，均证实了产学研协同对创新的积极影响（叶伟巍等，2014）。因 此，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通过优化竞合环境促进地区创新。

　　4.市场环境的影响。根据表 7 回归 4 的估计结果，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显著，且系数为正，证明 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市场环境存在正向影响。吴超鹏和唐菂（2016）的研究表明，地区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提升能够通过减少企业研发溢出损失、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促进创新产出提升。因此，示范区政 策实施能够通过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地区创新。

　　以上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说 H2。

　　五、进一步分析

　　（一）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差距的影响

　　示范区政策实施的初衷是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和不均等问题。那么，示范区政策实施是否能 够缩小地区创新水平差距，即示范区政策实施是否具有普惠性？本部分将对此进行检验。

　　一方面，创新优势地区（初始创新水平较高地区）拥有更强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研发水平，能够通过 优势累积不断提高创新水平（林云和金祥荣，2008）。示范区政策实施增加了地区知识存量和促进产学 研协作，创新优势地区更可能从示范区政策实施中获益，进一步拉大其与创新弱势地区的创新水平差距， 表现出马太效应。另一方面，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可能使创新弱势地区 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远高于创新优势地区，从而逐步缩小地区创新水平差距。示范区政策在资金分配等 方面向弱势地区倾斜，可能会降低地区创新水平差距，表现出趋同效应。考虑到单一年份的地区创新水 平可能存在较大波动，参考曹清峰（2020）的思路，本文依次使用 2010 年（示范区政策实施前1 年） 的地区创新水平和2006－2010 年地区创新水平的平均值衡量地区初始创新水平，变量分别命名为“2010 年地区创新水平”“平均地区创新水平”。本文基于（3）式进行回归，所得估计结果如表8 所示。

　　表 8 中，回归 1 和回归 3 使用 2010 年地区创新水平作为衡量地区初始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回 归 2 和回归 4 使用平均地区创新水平表征地区初始创新水平。同时，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 以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的总指数表征地区创新水平 ①，基于（3）式重新回归，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8 回归 3 和回归 4 所示。根据表 8 的估计结果，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 与地区初始创新水平的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示范区政策实施有利于缩小地区创新水平差距， 体现出趋同效应。 （二）示范区政策

　　（二）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质量的影响

　　依据创新的动机，创新可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一般而言， 作为地区创新的主力军，企业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可能通过简单的创新或单纯追求数量的方 式（Hall and Harhoff，2012），以较小的成本向政府展现其创新能力，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晋升锦标赛”的存在也使部分政府乐于通过重数量的支持方式来高效地证明其政绩（姚洋和张牧扬， 2013）。这两方面共同激励企业进行策略性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指出，在缺少直接衡量创 新动机指标的情况下，创新结果可作为衡量不同创新动机的代理变量。借鉴其做法，本文将发明专利 授权视为实质性创新，将非发明专利授权视为策略性创新。本部分以非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地区策略 性创新水平，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根据表 9 回归 1 的估计结果，示范区政策实施 情况不显著，说明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策略性创新没有影响，而促进了地区实质性创新。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向社会成员宣传普及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等优秀价值观念，在道德层面起到约束作 用，潜在地敦促企业和政府关注创新质量而非创新数量。

　　（三）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从地区等级和地区区位的视角来分析示范区政策实施的异质性影响。

　　1.地区等级。借鉴李政和杨思莹（2019）的思路，本文将省会城市和副省会城市所在地级市视为 重点地区，将其余地级市视为非重点地区，设置地区等级虚拟变量，如果某地区为重点地区，地区等 级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所得估计结果如表 9 回归 2 所示。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和地区等级 的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示范区政策实施对非重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2.地区区位。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各地级市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组。本文 设置地区区位变量，如果地级市属于东部地区，则地区区位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根据表 9 回归 3 的估计结果，示范区政策实施情况和地区区位的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示范区政策实 施在中西部地区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这说明，示范区政策实施能够为中西部地区提供良好的发展 机会，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 2006－2021 年 28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政策实施视 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政策对地区创新 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区政策实施对地区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结果在经过 PSM-DID 模型估计、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示范区政策实施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创业环 境、人才环境、竞合环境和市场环境）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相较于对创新数量的影响，示范区政 策实施更多地促进了地区创新质量的提升；示范区政策实施具有趋同效应，能够缩小地区创新水平差 距；不同地区实施示范区政策的效果存在差异，相较于对重点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影响，示范区政策实 施对非重点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有助于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而且具有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进一步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通过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政策选项。政府应 着力完善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公共文化人才保障体系，在满足居民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居 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上，促进地区知识积累。政府应重视公共文化组织体系建设与公共文化活动的 开展，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凝聚民族向心力，通过价值观引领激发地区创新活力。二是加强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应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鼓励支 持相对落后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明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先后顺序和重点任务，调动 落后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积极性。落后地区要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以公共财政为支撑，转变服务理念，以“文化生产力”促进地区发展。三是注重优化地区创新环境。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创新平台建设与创新环境构建，以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地区创新活动的开 展，减少创新主体面临的制度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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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2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3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光 明）

　　Does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Promote Region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GE Yongbo CHEN Qi QIU Shiwen

　　Abstract:Employing the panel data of 282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6 to 2021 as a sampl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level of regional innovation by using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The study finds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 and thisresult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robustnesstests such as PSM-DID model estimation and placebo tests The implementation ofthe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promotes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 through optimizing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talent environmen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and market environment).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hibits a convergence effect, which can narrow the gap in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s. Compared with the quantity of innov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quality more effective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non-key regions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key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region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supposed to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public culturalservice supp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universal access,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engthen cultural empowerment, and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to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strategy.

　　Keywords:A Powerful Country in Terms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Regional Innovation; Innovation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