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专

　　彭新武教授的《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与逻辑》以宏大历史视野与精微理论思辨，梳理了传统中国治理体系从先秦萌芽到明清成熟的演进脉络，深刻剖析了其内在运行逻辑与核心特质。这部著作跳出碎片化历史叙事，以“治道”为核心线索，将制度设计、思想支撑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为理解传统中国治理智慧提供了系统性的解读框架，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启示。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的内在脉络，更以其独特的“制度-文化”共生视角，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在诸多精彩论述中，对西北边疆治理从“羁縻政策”到“改土归流”的流变分析，尤为引人深思。

　　全书最鲜明的特色在于对“历史脉络”的清晰梳理。彭新武教授以时间为轴，勾勒出传统中国之治的演进轨迹：先秦时期“礼治”与“法治”的思想争鸣奠定治理理念根基，周公制礼作乐构建了以血缘伦理为核心的治理秩序，法家则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刚性；秦汉大一统王朝确立“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实现了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转型，“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策略成为后世帝王的基本遵循；隋唐完善科举制与三省六部制，形成了“制度理性”与“人文关怀”并重的治理模式；宋元明清则在中央集权强化的趋势下，不断细化治理机制，同时也暴露出体制僵化的隐患。这种梳理并非简单的制度罗列，而是始终紧扣“治理效能”与“社会适配性”两大核心，展现了传统中国之治随时代变迁的自我调适与内在张力。

　　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著作深入阐释了传统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其一，“家国同构”的治理框架。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将家庭伦理延伸至国家治理，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路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被赋予伦理内涵，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天命”与“民心”的双重认同。其二，“儒法互补”的治理理念。儒家强调“仁政”“德治”，为治理提供价值支撑与社会凝聚力；法家注重“法治”“集权”，保障治理的效率与权威，二者的有机融合构成了传统中国之治的核心思想内核。其三，“中央与地方的动态平衡”。从郡县制到行省制，传统中国始终在强化中央集权与发挥地方能动性之间寻求平衡，通过监察制度、官员考核制度等保障中央政令畅通，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的治理自主权。其四，“民本与集权的辩证统一”。“民为邦本”的理念贯穿传统治理思想，统治者通过轻徭薄赋、赈灾济民等措施维系民心，但这一理念始终服务于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为民而治”而非“由民而治”的治理格局。

　　彭新武教授在书中并未陷入对传统治理的片面颂扬或否定，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进行辩证分析。他既肯定传统中国之治在维护大一统局面、促进社会稳定、传承文化基因等方面的历史成就，也指出其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困境：高度集权的体制导致创新活力不足，伦理本位的治理模式难以应对近代社会的转型需求，“人治”色彩浓厚而缺乏制度化的权力约束。这种辩证视角使得著作的论述更加客观深刻，也为当代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与逻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翔实的史料梳理和严谨的理论建构，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治理传统的新范式。彭新武教授摆脱了简单的制度描述，深入挖掘了制度背后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语境，使读者能够把握中国传统治理的内在精神和演变动力。这种“制度-文化”共生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具有重要启示。

　　从现实意义来看，《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与逻辑》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中的伦理凝聚、“儒法互补”中的刚柔并济、“民本思想”中的民生关怀、“制度创新”中的因时制宜，都蕴含着可借鉴的治理智慧。同时，传统治理中体制僵化、权力缺乏约束等教训，也警示当代治理需注重制度弹性、强化法治保障、激发社会活力。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今天，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治理智慧显得尤为必要。彭著提醒我们，任何有效的治理体系都必须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同时保持足够的弹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国传统治理中的平衡智慧、务实精神和文化自觉，仍然是我们今天思考国家治理问题时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总而言之，《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与逻辑》以清晰的结构、深刻的思辨、丰富的史料，系统解码了传统中国治理的历史基因与逻辑密码。它不仅是一部梳理传统治理演进的学术著作，更是一座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思想桥梁，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借鉴传统治理智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与思想启示，值得史学、政治学研究者及关注国家治理的读者深入研读。

　　（作者为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教授）